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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秋收”、“广州”、“湘南”，不到半年时间里，中共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起义，我认为这其中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己的“左”倾是很明显的，把之前革命失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本身就是推卸责任，接着把推卸责任的托词当真，以“左”为荣，就非常可笑了，首先就是准备不足，太着急了，以至于起义之后该干什么怎么干都没想好，其次对形势估计错误，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广大百姓就会风起而随，三是各级党委的教条主义，盲目坚持所谓的革命原则和革命精神，徒增损失。其结果是，把手里本就不多的牌一股脑的扔了出去，本来“分共”，“清共”后，中共还只是国民党的不同政见者，国民党左派们对中共的遭遇还寄予一定的同情，这么一搞，直接就统一了国民党的内部分歧，从此在中共嘴里，国民党不再分什么左右派了，统称为反动派，在国民党嘴里，共产党更是成了“赤匪”，如果不是毛泽东、朱德的临阵“变节”，引兵逃跑，也许这么多人生命换回的就是听个响。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一个现象，那时没有网络、短信、电视，就凭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走家串户的宣传，竟然有那么老百姓参与进来，这发动群众怎么会这么容易啊？从清末的不断对外赔款，到民初的军阀混战，都是需要钱的，钱从哪来，横征暴敛呗，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的农民有太多赤贫者，加上法制混乱，有钱人为富不仁、欺压百姓的事时常发生，使得百姓的仇富情绪高涨，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玩意儿他们估计是听不明白，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大家还是赞成的。“四一二”之前，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是合法的，在“四一二”之后“七一五”之前，在武汉政府的势力范围内，这么干也是可以的，可以合法的分钱，大家当然高兴了。可这没高兴几天，土地革命不合法了，分的土地分的钱都要还回去了，这哪行啊，于是农民们很容易就被调动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只不过这时候的农军是因利而动，而并非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当发现维护这既得利益，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时，自然会有很多人马上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回家拿起锄头。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动很容易，坚持却很难的原因。
再说国民政府这边，汪精卫接受蒋介石的要求赴上海洽商，可就在这时“广州起义”爆发了，这下国民党内原来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若不是你的放纵与妥协，何至于广州遭此涂炭啊，更有甚者说汪精卫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一通劈头盖脸，弄的汪精卫百口莫辩，后来虽然查清“广州起义”和汪精卫没有什么关系，但那地方是你管辖的，出了这么大事，你总得负责吧，于是汪精卫老老实实的发表了隐退政界的声明，带着陈璧君去了法国。
汪精卫走了，那个制约汪精卫的特委会也解散了，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南京复职，2月2日，久拖不决的二届四中全会终于开了，会上决议取消“三大政策”，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持续了半年的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这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而把一把手的国民政府主席让谭廷楷当了，蒋介石还提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弄四个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咱们相互监督，做民主政治。
4月，统一全党的蒋介石宣布重新北伐，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协力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8日攻陷北京，张作霖逃往东北。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到了西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灵位，告诉他，你的愿望实现了，北伐成功了。
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突遭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享年53岁。
长期以来，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已是被广泛认可的事实。1946—1948年，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审讯过程中，侵华日军将领对日本关东军受政府之命策划暗杀张作霖行动供认不讳。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从而使这桩既成的历史铁案在70年后又有了新的说法。
张作霖到底被谁杀的我是弄不清的，也不打算去弄清了，因为和之后的故事联系不大，我们只需要知道张作霖在东北在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下，他尽了全力在保卫中国利益就行了，虽然这有很大程度是在保卫家天下。
从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袁世凯奠定北洋陆军，从1888年北洋水师建立，到1928年张作霖遇刺，北洋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40年间的中国历史，处处都留下了北洋的痕迹。
段祺瑞：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经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1933年5月21日，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宏恩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二岁。
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游说，立场异常坚定，坚辞不就伪职，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哄出家门，还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吴佩孚：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 1939年12月4日，他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受日本特务土肥原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终年65岁。
逝去的北洋，渐行渐远，留下的是长长的背影……
张作霖死后，奉军秘不发丧，直到6月18日，张学良微服返奉。于次日任奉天军务督办后，方才在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开始发丧。之后东三省议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3日，就任本兼各职，张学良也就有了“东北少帅”之名。
突然的变故，把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的推向了前台，也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从小就身体不好，希望学医救人，却因缘际会成了杀人的军人；本性最适合做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仇家恨。”【注39】，之前做事有父亲把关，大家也都看着张大帅的面子不为难他，而现在不同了，没有依靠，全凭自己，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花花公子，真的能撑起这片天空吗？
首先就是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早在“二十一条”的时候，日本人用两国协议的方式，获得了在东北（满洲）的诸多特权，日本人可以在中国东北任意出入、居住、经商、办企业，这么说吧，日本人到中国东北和去日本北海道没区别，不光这样，在东北还驻扎着一支日本部队，强悍的日本关东军。当时张学良有个顾问，叫土肥原，他们是作为日本的派驻人员，在张身边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日本政府的代笔，他跟张说，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日本政府支持你，张学良大怒，找到日本驻奉天的特务长官，叫秦真次，说你把土肥原给我换了，我不要这个顾问了。秦真次说，用谁当顾问是我们政府决定的，你无权提出这个要求，把个年轻气盛的少帅气的要死，行，我不是无权换顾问吗？好，我不见你土肥原，多会儿你来，我都不见，见了面我也不跟你说话，我看你怎么顾怎么问。这小孩子意气用事的方法倒很有效，日本人还真拿张学良没办法，只得换顾问，可没多久秦真次被调走，土肥原接任，这小子还升官了，成为了日本驻华的特务头子。
日本政府派出特使林权助游说张学良，此人是日本太子的老师，极善言辞，他给张学良分析形势，奉军新败，张学良必须做出选择，如果继续和国民政府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