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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吧，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着半截，竟然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国民政府。共产党方面也感觉非常的冤枉，我一心一意帮你北伐，我所做的事情不光是正义的而且是你国民党允许的，商量都不商量，上来就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仇非报不可。
第二十六章 八月一，中共建军
宁汉分裂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失意的共产党人，更多的聚集在了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并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自己的农民运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本来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农民运动竟然能够搞到这种声势，此时的国民党中下层军官大都来自黄埔军校，前面我们讲过了，黄埔军校要求的学历是满高的，而一般工农子弟是很难供孩子上到中学甚至高中的，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黄埔学生大都出身富农和地主，极少有贫农子弟，更不要说赤贫阶层了。此时他们的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让这些军人义愤填膺，老子出来革命，你们却在家里革我的命，这还了得。最后，发展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何健一怒之下，指使手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激进组织，解除了中共控制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并且宣布拥护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 “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武汉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此时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大都对“容共”的政策产生了犹豫和抵触，“反共”的呼声则越来越高涨，中共的要求自然就未获批准。
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注34】。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注35】
可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到来，使中共中央失去了一次纠错的机会。这个时期的中共是没有自主权的，几乎一举一动都听命于国产国际，加入国民党如此，打土豪分田地，亦如此。在北伐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共产国际显然对中国的革命过于乐观了，于是向中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它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注36】
中共此时刚刚成立6年，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太多理论基础，有的只是革命热情，因此对于共产国际处于盲从时期，人家有成功的经验，我们听人家的总是没错的。可事实是，这时候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争个不休嘛，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更加不了解了，不了解归不了解，人家还是把自己打扮的跟圣人似的，指手画脚瞎指挥。在“四一二”之后，共产国际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同情和支持中共的汪精卫的处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等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中共（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对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促进。（2）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4）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注37】，这就是“五月指示”，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无厘头的是，这本是一个密令，却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蒋介石的北伐军占领了广大的地区，而汪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又因为共产党激进的工农运动而经济衰退，所以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比，武汉国民政府已是岌岌可危，此时，冯玉祥公开倒向了南京政府，湘籍将领唐生智、何健也站出来公开反对武汉政府的“容共”政策，汪精卫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时一看这份“五月指示”，噢，原来你们加入国民党就是为了从内部瓦解我们啊，还要自己建立军队啊，恍然大悟的汪精卫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给他看，怒斥鲍罗廷：你们打错了算盘，我这里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当然是看到过这个指示的，而且身在中国的鲍罗廷比总部那帮老爷们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中共高层如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的不靠谱。
7月4日，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鲍罗廷和陈独秀建议对汪精卫妥协，要拉汪精卫一把，不使他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为此应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放弃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为首的与会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这“右倾机会主义”，并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与陈独秀的妥协投降路线有很大的关系，李立三甚至要求陈独秀做检讨。到7月12日，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已经改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负责，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开始打酱油。
我们后来都知道了，陈独秀的下台其实是共产国际推卸责任的卑劣做法，陈独秀作为一个傀儡书记，虽然多次顶撞共产国际，但却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力，中共的所有做法都是听命于国际的，那么失败的责任自然应该有共产国际来负责，接着8月7日召开了“八七会议”，重点就是批判陈独秀，但仍然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被禁止出席，开党内压制民主先例，“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注38】。 刘少奇也曾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严肃指出：“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对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讲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从此被淡出中国政坛。
7月13日，在国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临时中央发表公开宣言，指责武汉国民政府意欲叛变革命，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出示了“五月指示”，与会者除代表宋庆龄出席的陈友仁外，都义愤填膺，支持分共，会上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声明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我们可以看到，武汉的做法比南京要温和的多，正如汪精卫所说：“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