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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终日会友，往来于东山与造币厂间。曰：‘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拘束，难保无自由及不规则之形态，以后戒之。’又曰：‘掾属乏才，实无改造一切能力，孤苦伶仃，谁与为助，殊堪痛心。’又曰：‘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
3月22日：“上午，俄使馆参议某来见，问我以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答以对人。某言，只得此语，心已大安，当令季山嘉、罗茄乔夫等离粤回国。十时后，开政治委员会，决议令俄顾问主任季山嘉等引去，第二师党代表撤回，对不轨军官查办。下午，与谭、李等各军长谈制裁俄顾问及共产党，均表赞成。以事前反对此举者，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其速耶。晚，回校。因前星期事，召集官佐学生训话。”
三．李之龙如是说：
下面这段话出自百度百科，因为这下面记述的事情如果存在的话，只能是出自李之龙之口，因为其中的事情是没有旁证的。因此，我们姑且认为以下描述出自李之龙。
3月18日，欧阳格的侄子、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军校驻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亲赴海军局，称接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谓奉蒋介石校长面谕着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因当时李之龙不在，作战科长邹毅据欧阳钟所传命令拟一公函，交欧阳钟随传令兵至李之龙家。但李亦不在家，欧阳钟遂将公函留下。是晚李之龙回家阅函后，即签发调宝璧、中山两舰赴黄埔听命。翌日晨，宝璧、中山两舰先后由省河启航前往。但中山舰于上午9时抵黄埔向军校报到时，教育长邓演达称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代理舰长章臣桐又用电话请示李之龙。因是日苏联代表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便用电话请示蒋介石，获其同意后将中山舰调回广州。
我们看看三方的逻辑，
共产党方面认为，中山舰到达黄埔后嘛事没有，且蒋介石，邓演达都不承认下过命令，因此可以肯定的说是被骗去黄埔的，既然是被骗去的，就得有原因，骗李之龙的人是欧阳格，而此人是孙文学会的人，接着蒋介石就利用这一事件，清洗了军中的共产党人，很显然这事的最大得益人是蒋介石，所以这事就是你蒋介石一手策划的。
蒋介石方面认为：季山嘉这老毛子不光一个劲在军中扩充共党势力，还反对北伐，让我派人经海路北上，去支援冯玉祥的国民军，这明明就是想削弱我削弱国民政府，遭到了我的反对，这小子肯定想把我拿下，这时候两艘军舰突然现身黄埔，他们想干什么？要知道李之龙可是共党分子啊，十月革命你们不是闹过巡洋舰炮轰冬宫吗，你们肯定是要绑架我，幸亏老子那天不在黄埔，不然岂不着了你们的道，一不做二不休，抓了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住所。
李之龙方面，共产党方面根本没有想搞什么暴动，我是奉命行事而已，要说唯一不足，就是我轻信了“口谕”，未作核实，
李之龙不是共产党吗？怎么被你弄成第三方了？这是因为李之龙此人经历确实坎坷，作为黄埔一期非常著名的学员，作为大革命时期军阶最高的共产党员（海军中将），却因“中山舰事件”被捕，虽不出一月即被无罪释放，却丢掉了一切职务，同时还退出了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后，李之龙曾写过一篇《〃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我没有查到相关文献，但从标题来看，说明他的观点和中共的观点是一致的，1928年2月6日，李之龙从日本经香港潜返广州，当晚即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逮捕。8日，李之龙被杀害于广州红花岗，时年仅31岁。可此人，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却没有获得“烈士”称号，原因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董必武和当时的直接领导周恩来证明他的死不是敌我斗争，而是国民党内部斗争。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果断的，果断到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汪精卫很是生气，这小子怎么一点组织纪律都没有啊，可汪精卫马上发现，蒋介石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得到了国民党人广泛的支持，可见国共矛盾，中苏矛盾由来已久。3月22日，汪精卫遂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将军政大权都交给了蒋介石。
汪精卫这权交的也太快点了吧，是啊，我也觉的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怎么想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汪的辞职避免了党内争斗，保证了国民党的团结。
“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苏联调走了和蒋介石不和的季山嘉，陈独秀在代表中共进行了申辩后并未做深究，蒋介石即宣称这事和中共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而落下帷幕。
风波已平，没的说，开始北伐吧，1926年7月4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注31】，誓师北伐。
国民革命军是即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帮助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为主义牺牲”的精神鼓舞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这其中“叶挺独立团”表现出色，为其所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
1926年底，北伐势头正猛，高歌猛进，直逼北京。因为苏联是这次北伐的幕后支持者，甚至就是幕后主使，张作霖一气之下，哪管什么国际法不国际法，派兵冲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并旋即处死，后来很多资料表明，李大钊并不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就义的，张作霖杀他，是因为他是苏联的代表，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
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已经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了，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1927年初，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到最后，蒋介石已经无法控制，只好也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2月初，汪精卫回国。
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中国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首先就是各地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翻身做主人的愿望化作了无穷的动力，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罢工，和资本家谈判，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农民那边就更热闹，“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记录了农民运动的情况：
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注32】
这些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属于“痞子运动”“惰民运动”，闹的太过分，有违民主法制精神。毛泽东则不这么看，他说：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会有这种很大的反抗……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时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注33】
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的分歧虽然是根本性的，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水火难相容了。
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也进入了白热化。我们讲了这么多了，大家可能发现了，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有一个内讧的传统，也许这不独是国民党的传统，而是整个中国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