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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几位外交官，你们辛苦了，你们的恪尽职守，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相反，你们向世人展现了弱国外交官的风骨，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与同情。
用陆征祥的话结束本节：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
第十八章 知识分子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这马老爷子是个德国大胡子，一生醉心于哲学、经济和政治的研究，研究成果颇多，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堆，后人将他的思想总结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合在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呢，就是我们上学都学过的政治经济学，其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后就有了阶级区分，而阶级又有先进和落后之别，具体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没钱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是先进的，而资产阶级是是腐朽没落的，自然也就是落后的，他们利用资本获取了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这些本该属于无产阶级的，所以他们是剥削阶级，这个观点和现在大学经济类专业必读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尖锐对立。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必然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然后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消灭阶级的存在，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人民道德水平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这套理论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他所描绘的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也着实令人心动。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理论并不为大众所接受，相反，其所倡导的暴力革命理所当然的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一辈子不断被人从这个国家驱逐到另一个国家，甚至很多时候生活无着，在贫困与不得志中走完了人生旅途。不过，这几乎成为了历史常态，孔老先生那套玩意不光在当时不为大家广泛接受，甚至在身后还经历了“焚书坑儒”这样的毁灭性打击， 相比之下，马克思是幸运的，在他身后几年，他的学说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越来越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35年后的1918年，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不久即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苏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其内在矛盾就会越来越深刻的体现，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引发暴力革命，并最终由无产阶级埋葬资产阶级，但之后的事实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了马克思这一论断，最后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马氏所说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反而得到了调和。
本文主写历史而非政治，所以咱们多讲会儿故事，少谈些主义。
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二位当时都是北大的教授，当时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可以自己办报纸、办杂志，想说什么都可以放心大胆的讲，不会有大的干涉，所以陈、李二人都写了很多的文章来介绍这一新的思想观念，因为当时还没有马克思原著的译本，陈、李二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多来自其它人的转述与演绎，更多的应该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这些再加上二人对共产主义未来的理解和向往，就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后，陈去上海，李留北京，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咱的党叫什么名合适，李提议叫共产党，陈独秀当即表示同意，对，我们就是要建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无产阶级政党，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化，就叫中国共产党。之后两人各自开展工作，中国最早的两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二人的努力下得以成立，并积极的鼓动和帮助其它地方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除了陈李二人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1919年至1920年，中国形成的空前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热潮，在毛泽东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蔡和森做了充足的行前准备，之后带着妹妹蔡畅、女友向警予和母亲葛健豪远涉重洋去了法国，最近一部叫《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电视剧热播，其中瞿恩一家的原型就是蔡和森一家，蔡母葛健豪可不是寻常人家的老太太，年轻时就主动结交鉴湖女侠秋瑾，对儿女们的政治理想非但不予阻止，还鼎力支持，年过半百出国留学，成为课堂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人家一儿一女，一媳一胥出了四个中共中央委员，去世时，毛泽东亲自为其写了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当时去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有1600多人，之所以选择法国是因为法国的花费较之其它欧洲国家要低廉的多，加上法国因为一战的原因需要大量的劳工，二者一拍即合。除了蔡和森一家，还有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李富春（后来成为蔡和森的妹夫）、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维汉等人，他们组成了留法学生共产主义小组，开始认真的研习马克思主义。这中间有一个年仅16岁的小个子四川人，叫邓希贤，在法五年，俭学了5个月，剩下时间光勤工了，他很活跃，大哥们讨论家国大事，他很喜欢参与，尽管没人在意一个小男孩儿的意见，这个人后来改了名，叫邓小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结尾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马克思所倡导的一个观点，即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国家将不再是大家的利益共同体，阶级归属才是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工人没有祖国，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国际性的，他们的阶级敌人是国际性的，他们解放的条件也是国际性的，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在这一观点指导下，马克思极其追随者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全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只不过这样的努力总是失败再失败，到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已是第三国际了。“工人没有祖国”这个观点是不是很遥远啊，哈哈，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提及了，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工人依然是有祖国的，而他们试图打倒的资本却因其逐利的天性而实现了无国界大融合。
“共产国际”非常执着的挑起了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理所当然的要指导一下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革命，于是在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卫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了，两个人非常高兴，毕竟人家是正宗，能得到正宗的首肯，“旁门左道”很是欢欣鼓舞。
1920年11月，陈独秀接到了广东军政府大员陈炯明的邀请，南下广州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陈炯明的帮助下于翌年春建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即有陈独秀的领导又有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广东组搞的风生水起，至此包括李大钊、张国焘的北京组，董必武、陈潭秋的武汉组，毛泽东、何叔衡的长沙组，张申府、周恩来的旅法组，陈独秀当初建立的上海组等等，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共产主义小组了，人本来就不多，还各做各的，也确实是时候大家见个面了，暂时做不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咱们这几个人先联合一下啊，起码有个统一名称啊，于是上海组向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出了通知，请大家派代表到上海来，开个建党会议，事后大家把这次会议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在当时，好像并没有人把这太当回事。首先，你上海组本来也没资格召集这样的大会，陈独秀在广州，李大钊在北京，要召集也该是他俩中的一位，你上海出面召集无非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上海而已。其次，当时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可不是咱们现在的党组织，拿着工资坐办公室看报，那会儿都是业余性质，得有份糊口的工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