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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没找到人，匡互生把曹宅内窗帘啊、字画啊之类的易燃物集中起来，就要点火，北大学生段锡朋一见急忙阻拦，这段锡朋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可匡互生根本不听，你算干什么地，我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你负责，熊熊大火就燃起来了。
大火一起，人们四散奔逃，有学生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竟然是章宗祥，原来头天晚上这帮学生就拿到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的照片，没想到在曹宅竟然撞见了章宗祥，原来这章宗祥与曹汝霖相交甚密，本来是驻日公使，这使正好回国，就寄宿在了曹宅，学生进来的时候，他和曹汝霖分头躲藏，发现起火后，急忙往外跑，被学生们一通叮当五六，直接打进了日华同仁医院，看来熟悉地形太重要了，你看人家曹汝霖就全身而退。
这件事上，傅斯年，段锡朋等学生领袖还是理智的，用合法的手段去敦促政府，声援政府，以抗击不平等待遇，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毕竟任何人当权也不想受人欺负。你一帮学生打砸一通，放一把火，确实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会有利于宣传，可这是违法行为，如果我们还不想@@推￥翻&政府，如果我们还想在政府框架内解决问题的话，就应该对法律存有敬畏之心。当我们用违法行为取得小胜的同时，丢掉的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基石，以破坏法律的行为去促成进步永远是舍本求末。任何时候，能从违法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永远是权贵阶级，而尊重法律，维护法律尊严才是维护百姓利益的根本。
这会儿的北洋政府总统是徐世昌，巴黎和会那边的谈判一直让他忐忑不安，代表团受到的压力很大，而这些压力肯定都会转嫁到他大总统身上来，正郁闷着呢，学生们开始闹事了，竟然还敢光天化日殴打国家要员，烧了部长的府第，大总统自然也无二话，依法行事——抓。
5月5日，大规模罢课开始了，抗议政府，要求政府释放爱国学生。这时候5月4日学生们散发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注17】开始在市井传播，这个宣言有两个版本，白话部分是罗家伦写的，文言文部分是许德珩写的，写的是铿锵有力，极具煽动性，使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到了巴黎和会的真相。同一个宣言要白话文言各写一个，也颇具五四特色，因为五四前后正是白话文运动时期，之前基本都是文言，之后大多采用白话，而五四时期则二者并行。第一天行动后，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许德珩、闻一多、张国焘等以他们积极和沉稳的表现，赢得了学生们的信赖，成为了学生领袖，这些二十啷当岁的青年才俊，日后要不成了高官要不成了大学者。
从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来看，这几位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理智的。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不再进行暴力破坏活动，而是在法律范畴内据理力争，寻求支持，五四运动最后的胜利和他们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而放火的匡互生虽然依然积极，但太过激进和毛糙的表现却不能使他赢得更多的支持，于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5月7日，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出面斡旋，徐世昌很给教授们面子，把学生放了回来，可此时的学生们哪里还有心情坐在教室里读书啊。讨论政￥治又不不是讨论自然科学问题，别管对不对，几乎是人都能插的上嘴，我们都是从那个年龄走过来的，一说闹学潮，人人心里长了草，在爱国热情支配下，精神是亢奋的，体力是用不完的。蔡元培老先生有些左右为难了，他当然爱国，他当然愤恨于列强对我中华的羞辱，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认为一帮毛头孩子喊喊口号能起什么作用，学生是应该安心读书的，只有读好书，才能救中国，所以他阻拦劝说学生们重回教室，可是心里长了草的同学们，谁又听他的呢，不听拉倒，我老人家去也！！！老头走了，去了杭州，妳们爱怎么闹怎么闹，与我无关。别的校长是否和蔡校长一个想法，不得而知，但他们纷纷采取了统一行动——辞职。
没有校长的学校是自由的，能够为国为民鼓与呼的学生们是快乐的，运动蔓延的速度很快，各地学生联合会，教职工联合会纷纷成立，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相继罢&课，学生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没有长者的深思熟虑，却也没有长者的瞻前顾后，爱国，打着爱国的旗号，做着爱国的事情，这就是学生。
纷纷扰扰的的运动在半个月后达到了高潮，19号，总罢课开始了，不上课的学生走上街头，演讲、发传单，号召大家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可以算作成语了，自五四时代被提出以来，几乎成了历届愤青的通用政治口号，但自该成语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1919年这年，在抵制日货的强大声浪下，对日进口创历史新高。愤青们会说，人民愚昧，呸，妳们只会说日本人每年从我们这里赚了多少钱，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用他的东西，我们的民族工业就如何如何，他们就被咱们整的如何如何的陈词滥调，喊了90年了，有效果吗？怎么就没丁点进步呢。我以为该改改口号了，叫“打败日货”，所谓“抵制”是人家的东西又好又便宜，我就是拧着劲不买，那能坚持长久吗？所谓“打败”是咱生产出比他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让老百姓就不想买他的东西，所谓“抵制”不过是在中国一隅，所谓“打败”则可发扬到全世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树立信心，积聚勇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打败日货，而非几十年如一日捂着被打红的脸骂娘。
从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来看，这几位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理智的。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不再进行暴力破坏活动，而是在法律范畴内据理力争，寻求支持，五四运动最后的胜利和他们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而放火的匡互生虽然依然积极，但太过激进和毛糙的表现却不能使他赢得更多的支持，于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5月7日，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出面斡旋，徐世昌很给教授们面子，把学生放了回来，可此时的学生们哪里还有心情坐在教室里读书啊。讨论政￥治又不不是讨论自然科学问题，别管对不对，几乎是人都能插的上嘴，我们都是从那个年龄走过来的，一说闹学潮，人人心里长了草，在爱国热情支配下，精神是亢奋的，体力是用不完的。蔡元培老先生有些左右为难了，他当然爱国，他当然愤恨于列强对我中华的羞辱，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认为一帮毛头孩子喊喊口号能起什么作用，学生是应该安心读书的，只有读好书，才能救中国，所以他阻拦劝说学生们重回教室，可是心里长了草的同学们，谁又听他的呢，不听拉倒，我老人家去也！！！老头走了，去了杭州，妳们爱怎么闹怎么闹，与我无关。别的校长是否和蔡校长一个想法，不得而知，但他们纷纷采取了统一行动——辞职。
没有校长的学校是自由的，能够为国为民鼓与呼的学生们是快乐的，运动蔓延的速度很快，各地学生联合会，教职工联合会纷纷成立，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相继罢&课，学生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没有长者的深思熟虑，却也没有长者的瞻前顾后，爱国，打着爱国的旗号，做着爱国的事情，这就是学生。
纷纷扰扰的的运动在半个月后达到了高潮，19号，总罢课开始了，不上课的学生走上街头，演讲、发传单，号召大家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可以算作成语了，自五四时代被提出以来，几乎成了历届愤青的通用政治口号，但自该成语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1919年这年，在抵制日货的强大声浪下，对日进口创历史新高。愤青们会说，人民愚昧，呸，妳们只会说日本人每年从我们这里赚了多少钱，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用他的东西，我们的民族工业就如何如何，他们就被咱们整的如何如何的陈词滥调，喊了90年了，有效果吗？怎么就没丁点进步呢。我以为该改改口号了，叫“打败日货”，所谓“抵制”是人家的东西又好又便宜，我就是拧着劲不买，那能坚持长久吗？所谓“打败”是咱生产出比他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让老百姓就不想买他的东西，所谓“抵制”不过是在中国一隅，所谓“打败”则可发扬到全世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树立信心，积聚勇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打败日货，而非几十年如一日捂着被打红的脸骂娘。
从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来看，这几位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理智的。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不再进行暴&力破坏活动，而是在法律范畴内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