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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确定农历八月十五，也就是1911年10月6日，举行起义，并确定了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军务部长，大约相当于参谋长吧。
这不是挺好的吗，时间选的很好，正是守军空虚之际，地点在长沙武汉两个中部大城市，一旦成功，影响巨大，指挥员责任到人，这怎么还会更混乱呢？
问题是从这之后，整个武昌起义的进程几乎就没有一件是在预定轨道上进行的，一次次的偶然，一次次足够灭顶之灾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最后误打误撞的走到终点。
别着急，听我慢慢讲来。
就在9月24日，确定起义时间的这天，发生了一起意料之外的南湖兵变，起因是一个叫孟华臣的炮兵士兵吃酒带醉，不听排长劝阻，还殴打长官，在被管带责令重责军棍时，这小子率领一帮士卒砸了营部，管带也被打跑，等到镇压的官兵赶到，孟华臣等落荒而逃。这本来是件很小的事，孟华臣虽然是共进会会员，但层阶较低，估计他应该不知道他们的组织正在策划一起惊天大事，可这次不经意间的醉酒闹事，却引起了湖北当局的警觉，就在这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竟然街谈巷议起来。
所谓“八月十五杀鞑子”，本是一个传说故事，说是元朝末年，汉人不堪蒙古人（鞑子）的残暴统治，朱元璋揭竿反元，但元军控制严密，义军无法传递消息，适逢中秋节将至，刘伯温献计，在中秋节互赠糕饼里面夹纸条，上面写着“八月十五杀鞑子”。有些版本作“月圆杀鞑”的字条藏在月饼里分发给其它人，纷纷约定在八月十五那天起义，大家一起把鞑子杀了，据说这也是中秋吃月饼的起源。
当地政府非常重视此传闻，湖广总督瑞澄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革命党定的起义时间是中秋节，而满人同样被称作鞑子，这时候，出现“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恐怕很难用巧合来形容，从官方并没有让部队枕戈待旦，以备突发事件，而是对全城官兵缴械的举动来看，他们不光确认革命党要在中秋举事，而且知道是准备通过兵变的方式举事。一个如此机密的事情竟然成为了贩夫走卒的谈资，竟然让官方提前做出了正确的防范，可见组织工作极其粗疏。
就在武昌这边进展遇挫之际，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
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有。
那就延期吧，起义时间被重新定在了10月16日。
其实这次延期歪打正着，武昌人民度过了一个安静的中秋节，同时也让当局的警惕性有所松懈，这时如果按计划起义，必能打清廷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这帮革命党可能觉得革命的道路太过平平坦坦，后人写东西都没的写，所以为了照顾诸如笔者这样唯恐天下不乱的写手，他们还是要将曲折进行到底。
（未完待续）
第十章 武昌起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武昌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但它和之前的那么多次失败的起义基本一样，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组织更加混乱一些吧。
1911年9月14日，在四川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在两湖等地活动频繁的革命党共进会与文学社结成了联盟，相约趁军队调去四川之际，在长沙武昌同时进行起义。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确定农历八月十五，也就是1911年10月6日，举行起义，并确定了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军务部长，大约相当于参谋长吧。
这不是挺好的吗，时间选的很好，正是守军空虚之际，地点在长沙武汉两个中部大城市，一旦成功，影响巨大，指挥员责任到人，这怎么还会更混乱呢？
问题是从这之后，整个武昌起义的进程几乎就没有一件是在预定轨道上进行的，一次次的偶然，一次次足够灭顶之灾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最后误打误撞的走到终点。
别着急，听我慢慢讲来。
就在9月24日，确定起义时间的这天，发生了一起意料之外的南湖兵变，起因是一个叫孟华臣的炮兵士兵吃酒带醉，不听排长劝阻，还殴打长官，在被管带责令重责军棍时，这小子率领一帮士卒砸了营部，管带也被打跑，等到镇压的官兵赶到，孟华臣等落荒而逃。这本来是件很小的事，孟华臣虽然是共进会会员，但层阶较低，估计他应该不知道他们的组织正在策划一起惊天大事，可这次不经意间的醉酒闹事，却引起了湖北当局的警觉，就在这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竟然街谈巷议起来。
所谓“八月十五杀鞑子”，本是一个传说故事，说是元朝末年，汉人不堪蒙古人（鞑子）的残暴统治，朱元璋揭竿反元，但元军控制严密，义军无法传递消息，适逢中秋节将至，刘伯温献计，在中秋节互赠糕饼里面夹纸条，上面写着“八月十五杀鞑子”。有些版本作“月圆杀鞑”的字条藏在月饼里分发给其它人，纷纷约定在八月十五那天起义，大家一起把鞑子杀了，据说这也是中秋吃月饼的起源。
当地政府非常重视此传闻，湖广总督瑞澄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革命党定的起义时间是中秋节，而满人同样被称作鞑子，这时候，出现“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恐怕很难用巧合来形容，从官方并没有让部队枕戈待旦，以备突发事件，而是对全城官兵缴械的举动来看，他们不光确认革命党要在中秋举事，而且知道是准备通过兵变的方式举事。一个如此机密的事情竟然成为了贩夫走卒的谈资，竟然让官方提前做出了正确的防范，可见组织工作极其粗疏。
就在武昌这边进展遇挫之际，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
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有。
那就延期吧，起义时间被重新定在了10月16日。
其实这次延期歪打正着，武昌人民度过了一个安静的中秋节，同时也让当局的警惕性有所松懈，这时如果按计划起义，必能打清廷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这帮革命党可能觉得革命的道路太过平平坦坦，后人写东西都没的写，所以为了照顾诸如笔者这样唯恐天下不乱的写手，他们还是要将曲折进行到底。
10月9日下午，本次起义的总理刘公、军务部长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部点验完党员名册，接着发生了一个大意外，存放的炸弹发生了爆炸，关于爆炸我至少看到三种说法：1、刘公和孙武正在安装炸弹，刘的弟弟刘同来玩，抽烟时火星引燃了炸药，引起的爆炸。2、孙武进行炸弹实验，配置炸药过程中发生了爆炸。3、孙武在搬运炸弹过程中，一个装有药水的小瓶打翻，药水流入炸药中，引起反应而爆炸。这三种说法中，第一种最有戏剧性，但也最不靠谱，都是大人，一边在那安装炸弹，这边就抽烟，太小瞧革命党的智商了。
不管是哪种可能，有一点是肯定的，发生了爆炸，起义的参谋长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给炸成了重伤。刘公急忙命令李春萱将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忙乱间，未及逃离的刘同、李淑卿等6人被闻风而至的俄国巡捕抓获，更要命的是搜去了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物，湖广总督瑞澄在得到俄国巡捕的通报并引渡了几名革命党后，随即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
此时已经被调防到岳州的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位于武昌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总部召开紧急开会，与会的还有各标营的革命党代表，因为情况紧急，与会者一致认为事以至此，迟则生变，应马上起义，于是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各起义部队当晚（10月9日）十二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随后大家该回营的回营，该送信的送信，为保安全，能撤走的都撤走，总部只留下蒋翊武和刘复基等少数几人。
正在革命党紧急应对之时，刘同已经叛变，这小子太爷们了，你哪怕挺上一天，就能成英雄了，可惜他做了狗熊。
按照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