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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对人类贡献更大的了。它们在宗教、哲学和艺术方面的启示是现代信仰和文化的指路明灯。经过几百年异族的统治和难以形容的无穷无尽的压迫，它们在现代世界上仍旧是生气勃勃的民族和力量，内部依然是争争吵吵，乐此不疲。我个人一向支持这两个民族，深信它们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能够渡过内部的斗争，并抵抗威胁它们生命的世界潮流而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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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盟军撤离后，希腊被轴心国家占领。希腊军队的崩溃，国王和他的政府的流亡，重又引起了希腊政界尖锐的争论。国内外的希腊人士，都严厉地指摘希腊的君主政治，因为它容许梅塔克赛斯将军的独裁，从而使它本身同现在已经崩溃的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在1941年5月离开克里特岛时，随行的政府的主要成员是以楚泽罗斯先生为首的保王党分子。他们取道开罗、南非前往伦敦的长途旅程，使国外的希腊人士得有充分时间来讨论政治问题。希腊宪法已于1936年停止实施，关于希腊在最终获得解放后的未来政权问题，必须由在盟国的领土上的流亡人士进行讨论。
我久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1941年10月，曾致函希腊首相，祝贺他从伦敦向敌人占领下的希腊所作的第一次广播演说，并对希腊已经宣布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表示欣慰。希腊国王本人向他的国家广播的新年祝词，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要在这次大战中使希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就首先应该促使在国外的流亡者和国内舆论之间保持联系。
在轴心国占领后的第一个冬季，希腊遭到了严重的饥荒（红十字会运去的救济物资使饥荒稍得缓和）和战争的创伤，这场战争直到其军队土崩瓦解后才告中止。但在投降时，武器已藏到山里，他们计划通过小规模的分散方式对敌人进行抗战。在希腊中部城市，饥荒促使大批人士参加了这种战斗。
1942年4月，这个在前一年秋季成立的自称为民族解放阵线（希腊文第一个字母缩写是E．A．M．）的团体，宣布组成人民解放军（E．L．A．S）。第二年，特别是在希腊中部和北部，又增加了一些小型战斗队。当时在埃皮鲁斯和西北部山区的希腊的残余军队和当地山区居民都聚集在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的周围。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是由共产党领导人组成的坚强核心控制着的。泽尔瓦斯的追随者原来是同情共和党的，后来却变成了专门反共。希腊对德抗战的力量当时集合在这两个中心的周围。两者同在伦敦的希腊政府都没有直接接触，对它的地位也不表同情。
在阿拉曼胜利的前夜，我们决定攻击德军通过希腊到比雷埃夫斯的补给钱，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德军通往北非途中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因此，1942年秋季，第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在迈尔斯陆军中校率领下乘飞机跳伞到达希腊，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破坏了雅典铁路干线上的一座主要高架桥梁。同时，在比雷埃夫斯，希腊地下工作人员进行出色而英勇的怠工行动来阻挠轴心国家的航运。这些成功的行动鼓励了中东总部派遣更多英国分遣队，运送更多的炸药和武器。同敌军占领下的希腊从此便建立了直接联系。
在1943年春季，英国代表团加强了。我们鼓励这个区域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即以此掩护我们即将在西西里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作出了特别的努力来使敌人相信，当他们在突尼斯失败以后，盟军正计划在希腊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登陆。英国和希腊的联合分遣队，炸毁了雅典铁路干线上另一座桥梁，其他的怠工行动也获得成功。结果，本来也许要派往西西里岛作战的两个德国师被调到希腊来了。然而，这是希腊游击队在军事方面对大战所作的最后一次的直接贡献，此后的局面则充满了为在战后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政治的争执妨碍了游击队战争，我们迅速发觉自己陷入一个复杂而尴尬的境地。事实表明，那里有三种不同的派别：
人民解放军，这时已达两万人，主要在共产党控制之下；泽尔瓦斯的部队，名为民族民主军（E．D．E．S．），总计五千人；还有聚集在开罗或围绕在伦敦希腊国王左右的保王党政界人士。我们对于在1941年与我们并肩作战的盟国的元首希腊国王，负有特殊的责任。上述几方面人士现在都认为盟军也许会获得这次战争的胜利，他们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也进行得更认真了，这样的内部斗争对于共同的敌人是有利的。
1943年3月，雅典一群著名政治家签署一个宣言，告诫希腊国王在战后举行公民投票以前，不要回国。重要的是，希腊国王应该表明他的立场。因此，7月4日，他对希腊人民发表了一个和解性的广播讲话，答应在国家获得解放时立即举行大选，同时流亡在国外的希腊政府在迁返雅典后即行辞职，以便成立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府，但希腊国内舆论却要求采取更直接的行动。不久，我们调集在中东的人数不多的希腊军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叛变；当时在中东，民族解放阵线的广播正在广为流传。8月间，由希腊国内主要抗战集团推选出来的六位领袖所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开罗，他们也极力主张在国王返国以前应该举行公民投票，而且希腊国内的政治家应该在流亡政府中得到三个职位。国王和首相都没有同意这些主张。
我在魁北克时，收到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的下列来电，其中谈到这些发展情况：
希腊国王（在开罗）致首相和罗斯福总统1943年8月19日
7月4日，我已对我国人民宣布，在解放以后，将请他们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来决定他们政府的形式。
我现在突然面临一种最奇特的局面，其原因是由于据称代表各个游击部队的某些人士出乎意料地从希腊来到此间；
而且，某些旧政党的代表想逼我宣布，只有在决定未来政权组织形式的公民投票举行以后，我才能回国。……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究应采取何种政策，才能使希腊和联合国家的事业享受最大的利益，我极重视你们的意见。
现在，我个人倾向于继续执行在我离开伦敦以前我们曾达成协议的政策。我坚决认为，尽管我为了民族利益，曾短期离开了我的国家到盟国来工作，但是倘若以后的事态发展使我率领军队回国成为上策的话，那么我就应该采取这种行动。
我将这个问题写了一个备忘录：
首相致外交大臣1943年8月19日
如果实力坚强的英国军队参加解放希腊的战争，希腊国王应该随同英国和希腊的军队返国。这是最可能实现的办法。
但是，如果希腊人有足够的力量，自己能够驱逐德军，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权便大为减少。在那种局面下，希腊国王应该要求实现像现在所建议的那样，保王党和共和党占有同等的代表席位。无论如何，当解放战争开始进行，而举行和平的公民投票的条件还未具备的时候，希腊国王仍然同意留在国外，那他将铸成大错。
史末资密切注意希腊的命运，也向我作了一些具有远见的评论：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1943年8月20日
看来人们正在严重怀疑将希腊爱国人士和其他党派代表带到开罗的英方情报人员，是反对保王党的，并且认为爱国人士的代表们甚至有共产主义的倾向。国王乔治一向竭诚拥护盟国，并为盟国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无论如何应予支持。我认为，明智的政策是：你应该再一次地向希腊政府表明，至少在希腊人民能够在全国安定的正常环境下决定他们未来的政权以前，联合王国政府将支持希腊国王。盟军占领希腊后，不应立刻举行公民投票或普选来决定政权，因为在群情愤慨的现状之下，这样做纵不引起内战，也很可能引起内争。在公众舆论能够平息下来以及平静的公共安全环境得以建立以前，应继续实施在军事占领下的盟国管理。在盟国管理的过渡时期，希腊国王乔治和王室成员，最好是返回希腊，以便给盟国管理以道义上的支持和权力。
我极其担心，盟军在占领以后，若不采取坚强的手段来控制当地局势，那么不仅在希腊，而且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中，可能会因群情激昂而发生混乱。如果听任这些民族从事政治活动而不加约束，我们或许会看到混乱的浪潮和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活动席卷欧洲那一部分地区。意大利甚至也可能要面临这种危机，而希腊和巴尔干国家则肯定要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