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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又别无长物可作资本，大多数只是有两膀子力气，这样，做轿夫成了他们对职业的一个重要选择。唐代士人官员还都是以骑马代步，北宋直到中叶还是这样。王安石、司马光、程颐等都反对乘轿，说这是“以人代畜”，不人道。北宋中叶以后，乘轿子的逐渐多了，到了南宋，已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云：“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这里说的虽然只是指“朝士”，但也可见当时乘轿已成风气。乘轿比骑马舒服，由此可见人的惰性，但也反映了劳动力的廉价，让人们乘得起。南宋末年的周密在《志雅堂杂抄》中描述当时的穷道学家，说他们“头脑冬烘，敝衣菲食。出则坐破竹轿，舁以村夫。”如此则是连下层士人也坐得起轿子了，可见人力之不值钱。到了清代，人口膨胀，宗法解体，自然经济破产，涌入城镇的游民愈多。清代北京讲究一些的王公亲贵，多是乘轿，为了走得快，便让轿夫轮换，一般是一顶轿子12名轿夫轮换。当轿子出行，4个轿夫抬，其余8个坐在后面的马车上。这样伺候一顶轿子是要13个人和一辆马车。有这样舒服的轿子，还改进车子干什么？
游民与市井细民
3游民与市井细民
生活在中国古代城镇中的市民，不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前身（在欧洲的商业资本城市中，市民可以这样说），它的上层接近官僚地主，下层近于游民。也就是说，生活在城镇底层的市井细民非常容易成为游民。《水浒传》中写的郓城县的唐牛儿，阳谷县的郓哥、武大郎等人，与游民有什么区别？生活的不稳定，收入没有保障，时时刻刻可能受到各种强势人物的伤害。这些人物只要有人引导，很容易就会投入江湖绿林。只是他们不好“使枪弄棒”，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且也不具有冒险精神，在《水浒传》作者的眼中，他们只是可怜虫，只配给江湖好汉垫背，不能进入江湖主流罢了。
江湖游民奋斗的前途往往是填于沟壑，生活在城镇中的市井细民的底层人物，遇有社会动乱也往往是这样一个三部曲：从市井到流落江湖，再到辗转沟壑。
人口的急剧增加，农村大规模破产，游民也增长到社会不能容纳的程度，辗转沟壑的游民揭竿而起，酝酿成巨大社会动乱；经过多年的战乱，一二百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财富基本上扫荡以尽，人口降到人人都能分得一小块土地的水平；于是社会安定下来，重建宗法、重建小农经济，战乱中被冲垮的封建社会的各种机制得到修复，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因此游民不是新的社会力量，它的力量的消长往往对封建制度是起修复作用的。
三、江湖人与主流社会
1什么是社会
“社会”这个词经常用，仿佛其意义是不说自明的。这里为了严谨和下文述说的方便，还是对“社会”作一定义。现在大学生用的社会学教科书，也就是美国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所著的《社会学》中说，“社会”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一群人有一块共同的地域；②他们在这个地域中彼此互相发生作用；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同一种文化的支配，感觉到自己是这一共同体的成员。这就是社会。在一个大社会中，还可能存在小于它但是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社会。这些社会有的从属于大社会，有的与大社会并立（这个大社会往往是民主社会），有的与大社会对立。如果大社会是专制极权制度，那么与之对立的小社会就处在被打压的地下或半地下状态。
我们说的江湖就是与大社会（或说主流社会）相对立的小社会，主流社会对它是打压的，它只能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存在，我称之为隐性社会。
2江湖——对主流社会的依附与对立
江湖既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打压，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江湖对主流社会的抗争，实际上，江湖对主流社会更多的是依附。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组织生产，生产人们生存的必需品，而江湖大体上
说来是不从事产业的，这就决定了江湖人不能不依附于主流社会。前
面我们讲了江湖人的谋生之术，不管这种谋生术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离不开主流社会。非法的抢劫或坑蒙拐骗，都是面向主流社会的，因为那里存在着可以实现“再分配”的无穷无尽的资源。为人们提供服务的江湖人就更是如此，不依附于主流社会，就不会有这一类人的存在。
江湖与主流社会也有对立的一面，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讲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设计与实施，根本就没有“江湖”这一块。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纵向型的、封闭的金字塔型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在先秦就基本固定了下来，而且关于这方面的思想也已很完善。这说明我国的垂直型社会组织结构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根据思想家们的设计有意识地建构成的。《礼记·王制》篇中设想圣人是：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居民居住和耕作的土地都已安排得恰到好处，土地都能得到耕种，居民数目也是不多不少，不会有游手好闲之徒。《管子》书中虽然重视手工业、商业，但是还是强调以农为主，士农工商“四民定业分居”，把全社会中的“民”按照职业分为此四大类，各自聚居在特定的地点，历代相守，不可变动。只有农民中的“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这是力图从职业和居住上稳定，以确保社会的基本稳定，即使是政权易手、皇帝易位，也不会对社会基础构成多大冲击。正像鲁迅先生在小说《风波》中所写的，“皇帝坐了龙庭了”和“不坐龙庭”除了引发一些小小的口角外，没有在农村引起多大风波。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都无关紧要，谁来了都得交税纳粮。当然后世没有像管子设计得如此完美，因为在基层基本上是家族自治。一个家族中往往是四民皆有，“定业分居”的设计显然很不实际。不过由于社会基层组织是由家族构成的，所以它替代了古代社会行政组织的最基本的层级，这既保证了社会基础的稳固，又为统治阶级节省开支，大大降低了社会统治成本。家族自治的组织形式与社会结构大体一致，两者同构，都是自上而下、宝塔型的纵向统治。不过家族是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和辈份大小，行政组织主要是按照所辖区域的大小及重要程度。这一点特别是自秦代实现了郡县制以后，更为明显。从朝廷以下，下面分为郡县乡亭（后代“亭”称“村”），一级管一级。《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盗贼。
这些基层的管理者要负责调查老百姓的数目、姓名及其各种状况，这些都要登记造册，而且还要定时复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户籍制度。如果基层负责人员统计、登记失实，或其所管理的地方人口有流亡，
是要受到处罚的。从近来发现的睡虎地秦简中可以了解到，秦代法律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条款。汉承秦制，其基层的行政建制大体相同，后世名称虽屡有变化，但是其精神是两千年一贯的。这种对于社会结构设计的完善，在其他农业文明中是不多见的。然而这个完整的设计中缺少了一条，人口增加到原居处地、原耕作地容纳不下了时怎么办？想来这在那时不是问题，因为春秋时期（社会组织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的中原地区，土地开阔，一马平川，而大国人口不过百万，小国
不过几十万、几万；卫国经过一次国难，再要复国，招拢起来的不过数百人而已。而当时中原一带虎兕出没，榛莽丛生，没有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
由于人口增殖过快，或部分宗法解体，产生了脱离宗法网络的游民，这些游民进入了他们本来不该进入的（因为在制度设计中，没有给入城游民设计一个适合他们的位置）城市怎么办？这是先秦的思想家们没有设计到的。游民进入城市，如果城市的发展相对也能容纳许多游民了，这时游民必能造成城市的畸形繁荣。游民一无所有，在城市中廉价出卖劳动力是他们最初的谋生手段之一，这必然使得城市中服务业空前繁荣，生活在城市的统治者和市民享受到这种服务的同时，也感受到他们带来的问题。如游民可能以不合法的手段谋取自己的利益，游民为了保护自己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还可能使用各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