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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又畏共
1946 年10 月1 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毛人
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
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 月间先后成立，
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公布，而保密局却拖了3 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
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
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
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
会。他在会上强调令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
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
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
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
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
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
“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 年6 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
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处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
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山东
晏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
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处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
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
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
1947 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
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9 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
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
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翔之到了北平后，报告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
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10多位中
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
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的军事进攻，对在
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
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党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
供给中共专做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
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
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
“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
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
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同年11 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
也是郑亲自赶去指挥的。
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
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
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事与中共地
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
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
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
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道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得报后，
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
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
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
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
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
20 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1000 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
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还不够，必须
“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
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10 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上下
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的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
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
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
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
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
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
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
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
共地下后勤机构。
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
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
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
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
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
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
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
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在反共活动史，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
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
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
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
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民族中
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
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
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
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
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
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是
大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