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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调查室”，派遣专人进入各地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机构，进行法西斯特务活
动。1931 年4 月逮捕顾顺章（当时为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并策动其叛变，以及
1932 年10 月逮捕陈独秀，都是党务调查科干的。1935年底，党务调查科扩大为
党务调查处，它的触角伸到全国各个方面，特务活动更加猖撅。
1937 年4 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将党务调查处与军委会特务
处合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
立夫兼任局长，党务调查处改为第一处，军委会特务处改为第二处。但这两个处是
“党方”和“军方”两支不同系统的特务，矛盾迭起，纠纷不止。1938 年8 月，
蒋介石又将这个调查统计局改组，“党方”的第一处另行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军方”的第二处扩大成为军事委员会调
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陈立夫此时
已调任教育部长），徐恩曾任副局长。“中统”迁到重庆后，竭力招兵买马，扩大
机构，到1940 年底已有特务13000 多名。
“中统”始终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它采取“渗透和
招抚”的策略来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伪装“站在共产党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
以共产党的思想观点来说话行事”，混入共产党组织进行阴谋活动。它大量招纳堕
落的知识分子和叛徒充当它的爪牙。1937 年国共合作抗日后，“中统”被迫暂时
收敛了一下反共活动，但不久即按照蒋介石的意志，恢复了它一贯与共产党为敌的
狰狞面目。1939 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
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中统局起草的。
“中统”特务按照这两个“背向日本，面向边区”的绝密文件，把日本帝国主
义和汉奸卖国贼作为次要敌人，把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作为主要敌人，充当“溶共、
防共、限共、反共”的急先锋。中统局在1941 年“皖南事变”前夕，按照蒋介石
的布置，派出“专员”邓纫在浙江金华设立机构，并到上海与日本特务头子柴山、
影佐、冈田、金山一一会晤洽商。当蒋介石调集7 个师袭击皖南新四军时，日本侵
略军也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
“中统”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为其活动基地，在各省市普遍设立调查统计室，
在省以下党部则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工作；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要的中
学，广泛建立起了“党员调查网”（后改称“党员通讯网”）。
他们不仅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也
进行“调查”、监视，炮制黑名单，配合军警机关逮捕、审讯。因此，国民党内一
些正义之士说话行事也常常是提心吊胆的。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中统”又接收了大量日伪特务，因而得到更大发展，
特务人员分布到县城和乡镇，秘密监视、逮捕和迫害每一个被他们认为可疑的人。
这时，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要求实行和平民主。
“中统”遂把它的工作重心放在破坏和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上，施
展它的“以政治对政治”、“以组织对组织”、“以群众对群众”的反革命伎俩。
所谓“以政治对政治”，意思是共产党善于根据形势提出政治口号，“中统”也提
出政治口号；所谓“以组织对组织”，意思是共产党组织各种团体，“中统”也组
织各种团体；所谓“以群众对群众”，意思是共产党发动和组织群众，“中统”也
发动和组织群众。他们施展这些伎俩，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1946 年1 月捣乱
政治协商会议各界协进会会场的重庆“沧白堂事件”，2 月10 日破坏庆祝政治协
商会议成功大会、殴打郭沫若等60 余人的重庆“较场口事件”，2 月22 日的全
国性反苏游行以及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民主同盟机关报）事件，
6 月在南京下关车站包围和毒打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上海代表，等等，都是“中
统”破坏和镇压民主运动的血腥记录。“中统”为了破坏和镇压学生运动，以国民
党政府教育部的名义，派遣大批特务分子充任大专院校的训导长和训导处工作人员，
对重要中学的训导主任也竭力加以控制。“中统”还在大中学生中发展特务，腐蚀
青年。
“中统”疯狂破坏民主运动和迫害爱国人士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
愤。1947 年4 月，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改“调查统计局”为“党员通讯局”，但仅
是换个名称而已，实际上丝毫没有改动。这年5 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学生民主运动席卷全国。“中统”特务与“三青团”骨干分子组成“党团同志联合
会”，继续在大中学校玩弄它的“三对”故伎，编造黑名单，协同军警宪兵逮捕进
步学生，制造了大规模的白色恐怖。
“军统”、“中统”共同行使着它们的特务职权，为着自己的利益也不时发生
冲突和摩擦。戴笠生前备受“老头子”蒋介石的宠爱，他所领导的“军统”更是有
恃无恐，相比照之下“中统”稍逊色一筹。戴笠死后，“军统”的内哄使陈氏二兄
弟有了可乘之机，削弱“军统”，发展“中统”，好像也有难得的机遇。
在四面楚歌声中，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
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
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
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得鲜血大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
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
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
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
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
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
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
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22
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
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总务处长沈醉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
柯淑芬认为他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沈对郑妻的不满，叫沈给郑
制造一些麻烦，以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沈醉曾抓住郑介民做50 岁生日这个
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 1947 年他50 岁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
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沈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
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
沈醉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
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
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沈醉又派人到鸡鹅巷53 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
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
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
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沈醉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沈又把这一
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沈也怕事情闹得
大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
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
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沈醉有关系，便
想先收拾他。由于沈醉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
有找到可以法办的证据，便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