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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王”突然失踪
1946 年3 月17 日下午，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
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
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222
号专机的消息。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也不离办公室一步。电
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
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 号专机的去向。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毛人凤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
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
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 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
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222 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
—3 型民航机改装而成， 1942 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
最大时速350 公里，最大航程4900 公里（平常2500 公里），续航时间为19小时
24 分（平常8 小时），可载量2270 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222
号专机的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
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了某一个地方。只要222 号专机着陆，
戴笠与军统局及当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
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千座电
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
此分析， 222 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1 ）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
（2 ）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
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思，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
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 月18 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的官邸，向蒋紧急汇报了222 号专机及戴
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
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 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 号专机确实失踪后，
当即做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
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 号专机降落的地点，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
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1 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 名报务员、1 名
外科医生，于3 月17 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 号专机，就马
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并且命令毛人凤要
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做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 222号专机如
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
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
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
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
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
会议，通报戴笠及222 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
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
一共20 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
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
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
漫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
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
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
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
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
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 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
被霜打了的庄稼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
“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
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
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
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
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
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
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
“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
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
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
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
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
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
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
向委员长复命呢？”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 岁的沈醉站了出
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
戴笠的黄埔同志，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
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 1932 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
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 岁。
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
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
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
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无一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
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 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
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
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
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
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做革命的先
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
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
“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
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
他100 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
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戴笠眼里，
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