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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多次被邀请到各地发表演讲。在这些演说中，巴顿充分表现了他那英武的雄姿和军人气度。他总是迈着武士般的步伐健步走上讲台，用威武宏亮的声音和不容置疑的口吻发表他的见解。在他的第二故乡哈奇纪念堂进行的演讲中，他讲道：“只是哀悼死者是愚蠢和错误的。相反，我们应当为他们曾经存在而感谢上帝。”在洛杉矶市政厅台阶上的一次讲演中，他表现得十分谦虚，抚摩着自己胸前的缓带说道：“勇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勋章，只不过由我们佩带而已。”说罢热泪盈眶。但在更多的场合，巴顿仍是以战时的那种激昂癫狂的情绪和言词阐述他的思想主张，他杀气腾腾地敦促人们，要继续备战，继续保持高昂的士气，放弃任何和平麻痹思想，他的激烈措辞和凶悍的姿态好像是一个好战分子在进行战争动员。此时，饱经战乱的美国人民刚刚获得和平，人心思定，渴望过祥和富足的生活，巴顿的过激言论激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和厌恶，一些进步分子和爱好和平人士对巴顿的反共好战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巴顿过去的一些政敌也趁机对他进行攻击和低毁，使这位英雄人物的形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在这次美国之行中，巴顿的情绪大起大落，受到很大刺激。他深深感到，战争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和平真的降临了。这本是广大人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现在在巴顿眼中却并不那么光明，他碰到了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并将还会面临许许多多的不适。他将脱离他所熟悉的战场，置身于一些繁琐的、毫无刺激的平凡工作之中，果然，巴顿不久就被委任为驻已伐利亚军事行政长官，这对他是一个十分厌恶和不适当的职位，简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因为他所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他不仅要着手处理遗留下来的许多棘手问题，还要生平第一次与社会主义苏联打交道。
巴顿是一个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对政治既不喜欢也不精通。由于他出身显贵和受到的教育，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等问题一窍不通，但他从内心深处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对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苏联抱有一种天生的故意，而且时常流露在言谈举止之中，很难掩饰。在他眼中，共产主义是一种奇怪的制度，斯大林是一个残忍的革命家，而苏联红军则是一群具有最严格、最无情纪律的“乌合之众”，苏联和东欧国家人民主活在不幸之中。他本身好战的天性又使他认为，只有靠武力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据此，他在1945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公开表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正是由于巴顿的政治观点极其保守，加上他那不愿妥协的性格，所以在以后的工作和社交场合出现了不少纸漏，甚至发生了严重的错误，给他的晚年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困扰，并最终导致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
巴顿对“俄国问题”的认识十分浅薄，一直到1945 年才开始真正接触这个问题。由于他的思维方式过于武断，甚至不近情理，再加上他对苏联人缺乏深刻的了解，他与苏联人的关系始终处在一种一触即发的危机状态。起初，他尽量避免与苏联代表会面，而让别人代办。对于不得不会见的苏联人，他则表现出一种高傲而近乎无理的姿态。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苏联人都是呆头呆脑、粗鲁无礼的土包子。
巴顿第一次与苏联人正式见面是在柏林的一次阅兵式上。由于巴顿是一位著名的将领，苏联同行都对他十分尊重和热情，但巴顿对此不屑一顾，他搭拉着眼皮，紧皱着眉头，旁若无人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尽管如此，一位苏联将军还是主动派翻译前来请他去饮酒。
巴顿轻蔑地对翻译说：“告诉俄国狗患子，他们是我的敌人，我宁愿掉脑袋也不同敌人喝酒。”
面对巴顿的粗野无礼，那位苏联将军落落大方地用善意的诙谐给以回报，他让翻译告诉巴顿：“我对你的看法恰好同你对我的看法一样，先生。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愿同我一块儿饮酒呢？”
由于这位苏联人的宽宏大度，才避免了一场令人尴尬的外交事件。但巴顿并没有由此改变对苏联的印象，他对苏联红军钢铁般的纪律和强大的战斗力表示钦佩，但认为他们都是缺乏教养的机器人，苏联士兵与沙皇时代的驯服的农民兵井没有什么区别，他讥讽朱可夫元帅是个滑稽的小丑，一只丑陋的猴子；苏军的将领都是缺乏绅士风度的无能之辈。从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政治立场出发，巴顿甚至坚信：自由世界与苏联之间的战争势所难免，盟军应该趁苏联未做好准备之前向苏联发动进攻。因此，他对美国官 方对苏联的政策十分恼火。他的这一愤怒终于爆发了。
苏联军方向艾森豪威尔抱怨说，在巴顿辖区内的几支德国部队的遣散和拘禁工作进行得非常迟缓。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向巴顿转答了这一消息。巴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了，大发雷霆说道：“他妈的，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我早晚要跟他们打仗，就在这一代时间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趁着军队比较完整的时候，把这些该死的俄国佬赶回俄国去呢？如果我们把德国军队武装起来。让他们与我们一同向俄军进攻，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他们恨透了这帮杂种。”
在与外交官罗伯特·墨菲的谈话中，巴顿进一步表达了尽快进攻苏联的想法。他眼中闪着光彩问墨菲：“难道我已经打完最后一仗了吗？我是否还有机会走一趟莫斯科。我可以在30 天之内推进到那里。千万不要等俄国人来打我们，到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军队已大部分裁减了。”战争停止才几个月，巴顿似乎已经把德国人的暴行忘却了。他开始重新看待他们，根据他们在未来反苏战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来重新评价他们。在他眼中，德国人已经不是“德国蛮子”，而是联合反共反苏的坚强盟友。与此同时，德国的纳粹分子也从巴顿的言行中意识到：乔治·巴顿将军是他们的朋友，在巴代利亚，一些德国人甚至举着鲜花向他欢呼，“巴顿是我们的救星，他把我们从俄国强盗的手中拯救出来。”
对于巴顿的主张，艾森豪威尔十分反感。在与苏军领导人的接触中，艾森豪威尔已经同朱可夫等人建立起了友谊和理解，他坚守《波茨坦宣言》的协议和精神，这个宣言的目的不是对德国人进行惩罚，而是德国作为一个民族不会再崛起，构成对人类的威胁。他主张，为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战后应实现普遍持久的和平，而其基础之一便是与苏联保持和解。这与巴顿对苏联的偏激观点和立即与苏联开战的主张相去甚远。命运已经注定：巴顿的急躁情绪和偏激主张必然要与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哲学发生激烈的对抗，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巴顿一系列不负责任、失去控制的言论和行动一次又一次激怒了艾森豪威尔。巴顿坚持尽早与苏联摊牌和对纳粹分子的宽容政策，不仅使艾森豪威尔感到愤怒，而且使驻德国的美国军管政府的高级官员们都十分震惊。
7 月下旬，巴顿到捷克斯洛伐克视察工作。他擅自下令迁走 1500 名纳粹战犯。以保护他们免遭捷克人民和政府的惩罚，这极大地激起了当地人的愤怒。9 月，他雇佣了一个曾参加过德国党卫队的人，这又使他公开受到了批评。同时，他还为一批在二战中有污点的德国银行家和企业家辩护，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巴顿走得越来越远，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发生了。9 月22 日，巴顿在巴特特尔茨他的司令部里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时，对于将级军官的谈话不得援引的禁令刚刚取消，赴会的记者不多，但都是有备而来，准备从巴顿这里捕捉某些信息和畅销的新闻，所以提的问题都十分敏感尖锐。其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是关于巴顿对待纳粹分子的态度问题，记者们知道，此时最高司令部正在着手调查引起非议的巴顿对纳粹分子的处理，并已发现，至少有20 名按规定应予清除的纳粹分子在巴顿扶植的谢菲尔政府中身居要职。
像往常一样，巴顿谈锋甚健，滔滔不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谈话中，他对盟军的非纳粹计划进行了抨击；并断言：“如果军管政府雇用更多的前纳粹分子参加管理，那么军管政府就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巴顿直截了当他说出了他之所以如此处理纳粹问题的原因，使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愕，有一位狡猾老练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