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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美国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后国外一再出版，达20多种文字，备受国外读者欢迎，一时形成“中国红区热”、“毛泽东热”，产生了轰动效应。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该书的中译本，在1938年由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救亡人士以“复杜”的名义出版后，曾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侨聚居地。直到今天，斯诺这本书仍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经常加以引用的主要参考书。
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韦尔斯，也从西安戒备森严的迎宾馆越门而出，摆脱国民党特务对她的严密监视到达陕北苏区。她通过5个多月的采访，在获得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西行漫记》的续篇——《在红色中国内部》。此书的记述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杰出领袖，由于他具有远大的目光和渊博的知识，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
不过，斯诺夫妇等西方左翼记者当年对毛泽东的访问和研究，同后来西方兴起的“毛泽东学”的探索是不同的。从斯诺等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来看，比后来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范围要小得多，因而不可能形成一门学科。另一方面，斯诺等大多是记者兼学者，其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访谈色彩，正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1938年中译本所作的序中写的那样：“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这本书的一大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由毛泽东等人的长篇谈话所构成。”因此，这本书虽然受到西方舆论界的注意，但是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和那些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学者，对这本书以及所记述的材料是不屑一顾的。
1946年6月至7月，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根据多次访华采访获得的材料，在延安写了《毛泽东思想》一书。后在上海修改订稿。翌年6月在美国《美亚》杂志6月号发表。其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
时至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隆隆炮声震动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引起高度重视，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1950年，美国亚拉马学院教师、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头的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只是由于他的职位和地位不高，名气不大，所以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施瓦茨于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视为西方“毛泽东学”的奠基作。
本杰明·施瓦茨的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这个词，意在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因此，这本书常被西方做反共宣传使用。
1952年，费正清与本杰明·施瓦茨和康拉德·布兰特合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年至1951年》一书。这本书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其内容涉及传记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编纂等多方面的领域，表明西方“毛泽东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形成。
在苏联，因为此时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所以早在1940年就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
1952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卷的俄译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翻译完成，虽然没有付印，但对毛泽东著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然而，到50年代后期，因为中苏关系逐渐恶化，苏联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由肯定转向批判。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性文章，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例如，1970年苏联思想出版社出版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1977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和1979年苏联政治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极开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开创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因而引起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关注。除此，60年代的中苏论战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兴趣。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则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热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和日本出现了与苏联不同的情况，兴起了毛泽东研究热。
1960年1月，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创办了大型刊物《中国季刊》。该刊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原为费正清的学生，195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后来，他加入美国国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由于《中国季刊》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的财政支持，所以它一创刊，就在其第1、2期上连载长达29页的、西方“毛泽东学”反共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魏特夫的论文《“毛主义”的传说》。该书重弹麦卡锡主义的老调，把论战矛头直指本杰明·施瓦茨1951年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中提出的论点。
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本杰明·施瓦茨没有等魏特夫将论文载完，就在1960年4月出版的《中国季刊》第2期上发表反驳文章《“毛主义”传说的传说》，重申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观点。
这场颇有影响的论战，虽然走向了两个错误的极端，但对西方“毛泽东学”的发展起了某种促进作用。因此，美国和西欧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在60年代至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观点的学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百万人民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威特福格尔。“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施瓦茨等。由此，“自由派”也被人们称为“哈佛学派”。“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佩弗、沃尔德等学者。苏联学者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属于“新左派”，而且是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
从其研究成果来看，“新左派”的著述较少，而“自由派”的论著颇丰。因此可以这样说，目前在欧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派”。
据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分析，欧美各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记性著作。其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此书于1966年初版，1967年修订再版，至1977年曾再版8次；陈志让于1967年出版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其代表作有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韦克曼的《历史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
三是评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威尔逊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四是强调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彼叶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
日本的“毛泽东学”从60年代起也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学者凭借与中国民间交流较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献资料。1970年至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毛泽东集》，收录了被认为是毛泽东在1917年至1949年10月1日这段时期写的著作427篇。接着，该研究会又着手编辑《毛泽东补卷》和以毛泽东著作年表为内容的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未收入的，被认为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到1949年之间写的论著500多篇。
欧美学者对日本学者收集整理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文献资料极为重视，并且给予高度评价。施拉姆曾说：欧美所有以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文章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作者，都把这个东京版本作为自己的引证来源。一些日本学者还把我国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文和讲话汇编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译成日文，也引起了欧美学者的高度重视。
韩国学者对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