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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离去后，杜修贤在过厅里收拾摄影箱。张秘书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一声不吭盯着他收拾东西。杜修贤觉得有趣就逗她：“怎么？不放心啊，怕我带窃听器？”
“文化大革命”时期杜修贤的罪名之一就是带窃听器潜伏在中央领导人身边。
“扑哧”—小张笑了，说：“让你多喘几口气，不感谢还倒打一钉耙，姓猪哇！”
张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好几年了。有一次总理将杜修贤找去，告诉他：“张秘书在外地照顾主席，不能回家照顾家人。你逢年过节时带她的家人到公园去玩玩，让她安心在主席身边工作。”
总理说这话时，已经患重病住在医院里，可他惦念着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家人。
因为这个缘故，杜修贤和张秘书一直比较熟悉，说话也就随便。他见她心事重重的模样，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主席身体一直不好，这你知道。他的眼睛现在糟糕透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看字用放大镜都吃力。昨天我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在看照片，问他，他不说。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好像是以前照的，他挺爱看的。我想跟你找找，有没有主席年轻时的照片，找来给他看看……”
毛泽东晚年是十分孤独的，他和江青不和，和孩子们又不能自由往来，最后连视力也下降了，常常一个人枯坐度日。可是红墙外头的人们谁能知晓和体谅毛泽东晚年的孤独？谁能想像到一个名扬四海如“不落太阳”的伟人，个人生活竟如此痛楚苦恼。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9）
杜修贤颇同情小张，“你们也真不容易呀！要照顾主席，又要对付那个人的胡搅蛮缠。别理那么多，专心照顾好主席。”
“那个人”指江青，小张会意地点点头。
“我们摄影部正在收集整理毛主席的照片，要出一本主席的影集画册，已经将黑白照片
全部印染成彩色照片了。正好将照片拿来给主席看看，让他也选一选。”
“真的！可快点拿来呀。”
过了几天，杜修贤从汽车里拖出一个大盒子，张秘书连忙从他手里接过大盒子。
“小心点小心点……全是照片哪！”
到过厅，小张打开盒子一看，“好家伙，满满一盒子。”
“这里有188张20英寸的彩色照片，从1936年到今年的都有。你打个收条给我，记住！一张不能少哇。”
张秘书高兴地把照片搬进书房里。
转眼，到隆冬寒季。这个季节一般没有外宾来访。
杜修贤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心地坐下来整理照片。可是电话铃声又打乱了他的工作日程。是张秘书的电话，她叫杜修贤来一下游泳池，要开个碰头会。
杜修贤带着一身寒气走进主席的住宅，一看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和张秘书已经等在那里了。
“照片主席看过了，提出这两张要换。”张耀祠拿起沙发茶几上的两张照片给他看。一张是游泳的，一张是在书房里的。
“不错，这两张人物姿态是不太好，摄影部也提出要换这两张。我这次又带几张给主席选选。”
说着杜修贤将一个牛皮纸口袋交给张秘书。
他问小张：“主席看了照片都说什么了？”
“当然高兴啦！连饭也不吃，津津有味地一张一张地看，这些照片大，他看得清楚，就讲给我们听，他老人家的记性可真好！很久以前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这张……”小张低头在一堆照片里抽出一张吴印咸在延安抗大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
画面上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神情激昂地正在讲课，他双手比画着，好像要论证什么观点。脸上充满了自信和深沉，裤子膝盖摞着两个醒目的方形补丁，那是艰苦和坚忍的象征。
“主席见这张直叫好，反复看了几遍。他看见年轻时的照片就高兴，唉……人一老就怀旧。他还老看这一张……”
也是一张陕北时的照片。毛泽东骑着马，身后是江青，也骑着马，因为年代太久了，画面有些灰，不太清晰。
杜修贤心里一沉，岁月给毛泽东留下了什么？怀念还是沉思？
后来毛泽东留下了这套照片，并同意出版这本记载他革命一生足迹的画册。
在送审单上，他重重地深深地缓缓地画了个圈。这个圈画在他光辉灿烂而又艰苦卓越漫长岁月的尽头，像人生的句号。
影集在他去世后的第三个月，也是他83岁诞辰日，正式向海内外发行。
虽然毛泽东没有能看见这本唤起他强烈情感和美好回忆的影集，但这里面浓缩着他的气魄，他的才智，他的热望，他的情感，还有他的不幸……也许正是这些才构成了他完整的人生。
第四章
不平凡的12月26日（1）
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跟罗瑞卿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六十大寿作出重大决定，解决中央存在的分裂隐患。
毛泽东一生很少提及自己生辰，按他的想法，一个人的生日，最好让它偷偷过去，不要留下什么“寿星”的感觉。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习惯要改。你们知道，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它偷偷地走过去，
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哇！”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更加反对为他做寿，生日那天最多加一碗“长寿面”而已。然而就这为数不多的几次“长寿面”往往酝酿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情。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准备离开北京到杭州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动身前却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耽搁了。
事情起源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调京。1952年8月，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五人陆续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素有“五马进京”之说。
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掌握“经济内阁”大权。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高岗、饶漱石是很受中央器重的，权力、地位在五人中甚为突出。
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刘少奇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高岗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目的是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惟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正在这时，他们的个人野心又有了一个急剧膨胀的机会—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自然而然也会随之相应调整。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高岗不由得心花怒放。他马上利用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搞起了“反薄一波倒刘少奇”的活动。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错误夸大为路线错误。所幸毛泽东及时地察觉了高岗的“小动作”，亲自到会讲话，制止了财经工作会议上对薄一波的过分批判。
本来，周恩来已为会议作了总结，毛泽东是可以不讲话的。但是，毛泽东一方面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主要是指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另一方面也认为，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同时，毛泽东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集体领导的。
毛泽东虽不点名批评，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高岗、饶漱石而言的。毛泽东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必是金口玉言，马上引起非同小可的影响。高岗精心策划的“反薄倒刘”阴谋被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击得粉碎。
面对毛泽东出示的黄牌警告，高岗、饶漱石却不买账。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