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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写出来挂到墙上，这就等于向公众公示了您的从政理念，说明华局长真要做个清官，真为老百姓办事啊！”
“哎——不足为据。不知乐先生记不记得《镜花缘》里写的两面人，那人一面长得英俊俏丽，一面长得丑陋无比。现在不少人都是两面人，贪官污吏也可能抄几句名诗、名词、名句，用以装点自己。因此呢，清不清，看行动。”华秉直毫无做作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乐君又往另一面的墙上看，只见那里非常显眼地挂着一顶戏剧舞台上官员常戴的乌纱帽。乐君又好奇地问道：“华局长在墙上挂着一顶乌纱帽又是何意？”
“什么意思也没有，那是一个剧团送给我的一件工艺品，我觉得这工艺品做工精致，就随便把它挂在那里。”华秉直漫不经心地解释说。
“不过我理解这也是一种观念、态度的表现。我们秉直同志经常说，别人的乌纱帽是戴在头上的，他的乌纱帽挂在墙上，要是工作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或者是领导或群众对他不满意了，这乌纱帽随时都可以收回。”孙立国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谈了自己对这事儿的看法。
“难得呀，难得。时下许多人都花重金去买官帽，你却把乌纱帽挂到墙上。”乐君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
“乐先生，你是台湾人，听说台湾也有买官卖官的腐败风气，你感到这买来的乌纱帽戴到头上有意思吗？”华秉直不等乐君回答，便又接下去说，“那些买官的人，买的是官帽，出卖的却是灵魂，是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啊。这样的人还能踌躇满志地忝列于干部队伍之中，老百姓却很鄙夷他们啊！”
孙立国也是一个满身正气的纪检干部，他对当前一些人的买官行为也深恶痛绝，因此也跟着发起牢骚来：“可有的人说，花钱买官是为了担负更重要的职务，是为了给老百姓办更多的事情。”
“这是狗屁话！是袒护贪官的话！说这话的人已经无耻到了极点！”华秉直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又愤慨地接下去说，“逢买必贪，买官的人若不贪不搂，他上哪儿弄银子去买官呀。”说到这里，华秉直感到在乐君跟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便赶紧又把话头儿拉了回来，“好了，买官卖官的事儿咱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谈正题吧。”他将脸转向乐君诚恳地说：“乐先生，你写来的举报信，我们认真研究过了，非常感谢你对文化局的信任和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请你把情况谈得更具体些，同时也想请你帮助提供一些必要的证据。”
乐君对华秉直的为人平时也有所耳闻，今天见面之后通过对话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他对他还是信任的。但他对在场的另两个人心中似乎还不完全托底，左右顾盼了几眼，欲言又止。
华秉直看出了乐君的顾虑，因说道：“乐先生，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这两位同志都是很好的同志，这位是纪检组长孙立国，这位是监察室主任何婧英。”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孙、何二位同志，又接下去说，“今天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如果你在这里谈的问题透露了出去，我负完全责任。”
乐君听了华秉直的话，终于解除了思想上的一切顾虑，便将计涪与贾兰姿所做的一场权钱和权色交易和盘端了出来……又接着说，由于计处长那天晚上没有玩上蝴蝶兰心有不甘，所以最近一个时期他不断地打电话，叫我给安排蝴蝶兰陪宿。我看蝴蝶兰身体确实不好——她总发高烧，像是得了什么重病，就动了恻隐之心，没有给他安排。谁知计处长大为不满，就在贾老板那里不断地说我的坏话。我感到贾老板对我的看法越来越坏，早晚要炒我的鱿鱼，这里的工作不好干了。就在前几天，我辞去了夜总会经理的职务。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感到我应当把情况向贵局领导反映一下，所以我就给华局长写了那封举报信。
乐君谈完了整个事情的原委，又从衣兜里掏出了两份材料的复印件，一份是计涪和吴贵收取现金和手表时给夜总会出的收据，上面是吴贵签的字；一份是他买手表时商店给的发票，两只手表的价钱共为两万三千六百元。乐君说：“我怕将来有些事情说不清楚，所以我就把这两份材料各复印两份，一份我还要留着，这份就提供给贵局作为我举报的证据。以上情况若有半句假话，我以性命担保。”乐君略停顿了一下，又强调了一句，“务请贵局为我保密。我已买好了飞机票，大后天我就要离开松江市。我要是仍在松江市就职，我有十个脑袋也不敢举报啊，现在打击报复可是厉害得很哪！”
华秉直听完了情况，看了孙立国与何婧英一眼，表示乐君说的情况是可信的，于是表态道：“非常感谢你呀，乐先生。你这是在帮助我们反腐败，确实应当感谢你呀！同时我也要代表文化局向你检讨，这都是我们平时对干部管理不严造成的恶果。你所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我们明天就派人前去调查，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请乐先生给予帮助。你毕竟在那里当了两三年的经理，人熟，情况也熟，所以还请你多多帮忙。”
“请乐先生放心，”孙立国接过去说，“第一，我们一定为乐先生保密，第二，我们还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好乐先生。”
“那就多谢了，多谢了。看来咱们文化局的领导还是可信任的领导。”乐君一迭声地道谢，一面站起身来离开华秉直的办公室。在孙立国、何婧英的陪同下下楼去了。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取证，证明乐君所举报的情况均为事实。胡建兰和朝霞也都给文化局出了证明。只是贾兰姿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在铁证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她有行贿行为。文化局纪检、监察部门找计涪和吴贵核实情况，计涪的态度十分蛮横，瞪着眼睛矢口否认他的恶行。但后来在铁的证据面前他也不得不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并将收受的贿金和手表交了出来。文化局党组考虑计、吴二人年纪还轻，经过工作以后，他俩的认错态度还算较好，因此没有将他们送交司法机关，决定给予二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这本来是一个从轻的处理，但却遭到了陆方尧的干预。
就在文化局党组对计涪、吴贵刚刚作出处分决定后，陆方尧就得到信息了。照理，陆方尧是没有权力干涉文化局的具体工作的。但由于陆方尧又一次接受了计涪的请托，他就立即将他的老同学华秉直邀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陆方尧一见华秉直进门，赶忙热情地上前握手，让座，倒茶，一面说道：“你怎么总也不到我这里来，非得我请你才来。”
华秉直淡然一笑说：“当年我们是同窗就读，现在你是市里领导，工作又那么忙，我怎么好随便过来打扰你啊。”
“哎——咱俩就是岗位不同，同学永远是同学，这个同学关系永远不会改变。”别看陆方尧在下属面前经常声色俱厉，吹胡子瞪眼，在同学面前可是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陆方尧是本省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改革开放之后，由于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省里就从知识分子中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担负领导职务，而陆方尧的一些同学，由于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不少人都被选拔到各级党政机关和人大、政协、群众团体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当了领导干部。陆方尧感到处理好与这些同学的关系极为重要。陆方尧有著名的“三大注意”，其中就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他的“三大注意”是：一是注意穿戴仪表，以显示自己不是一般的人物。他的身上，从上到下，包括衣服、领带、腰带、皮鞋以及配戴的手表等物，无一不是名牌。仅是那只宝玑手表，就价值二十一万元人民币。二是注意媒体反映，以借舆论之势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陆方尧对于群众的议论，一般不太在意，但对媒体的反映却十分重视。他在新闻界有不少朋友，对那些名记者更是待之如宾。他希望媒体上能经常宣扬自己的政绩，尽量少说或不说自己所管工作的短处，这样才能使自己在上级领导那里摆上位置，以使自己尽快升迁。三是注意处理好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尽量给他们留下个好的印象。因为他感到他的同学在省里、市里都已形成势力，给这些人留下好的印象，他们将是对自己的一股强大支持力量；若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吐口唾沫也会将自己淹死。正因如此，他对同学的接待从来都是满腔热情，他对同学的托请从来都是尽力而为，他对同学的批评从来都是高度重视。当然，对于华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