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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的“渴爱”的呐喊。我来来回回地搬出搬进，其实就是想再努力一次，看看有
没有办法包容他、安慰他。给他一些快乐，然而后果总是令自己失望。
我很气馁自己的有限、狭隘和无法宽恕，但我真的是自身难保，尽力了，还是
自身难保啊！
从结婚到离婚
和“世界”缔结“金兰”本来已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再加上老母的阻挠，事情
就更复杂了。话说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Stand ty一阵子，但一阵
子过后，李敖突然心疼起这一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在金兰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
转面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两百一十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应该
拿出两百一十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
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
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
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
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件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
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大厦。五月
六日的早上在客厅里，由高信疆和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的
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运用了
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得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
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李敖答应了我一个条件：结婚的当天下午，
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与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便从
此不与母亲往来，如果要往来，关系得维持和谐才行，否则我不又成了夹心饼，两
面不是人。没想到婚礼结束，余纪忠先生请我们吃完了午饭，回到金兰后不久，李
敖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嘴里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
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看他脸上的
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
他面前“刷”的一声就把“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
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
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陪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服红了，于是我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
厦。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老太的骂，骂
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手上还带了一盒礼物，老母门一开，一看是李敖，二
话不说，劈头就骂：“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还好意思上门来？你不是崇拜共产党
吗？你这种人就该让共产党好好整治一下……”老母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也不
动地站着，时间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与他回去，我履行承诺，拿着箱子又
和他回金兰了。
我在前文说过，我的人生没事则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应。本来已经远赴南美
智利的萧孟能先生，突然在二月份回到台湾。他人在国外时，李敖、我和李放，曾
经到他花园新城的家，搬了许多古董和家具回金兰。我问李敖为什么把东西都搬空
了，他说为的是替萧先生处理财物。萧先生在天母有一幢房子取名“静庐”，李敖
说为了便于处理，他必须把这幢房子暂时过户在我的名下，我没有多心，不久他就
办了过户手续。这段期间李敖时常和李放通电话，李敖打电话的态度非常神秘，声
音低得达我这么好的听力都听不到他的谈话内容。我好奇地问他到底在搞些什么名
堂，他说他在处理萧先生水晶大厦的买卖事宜。当萧先生回台湾以后，第一件事就
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见面，但我并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亲找了出去，
向老母告之他花园新城的房子已经被退租，古董和家具全被搬空，天母“静庐”也
换到胡因子的名下，委托李敖处理的水晶大厦，更是被法院拍卖了。一向对李敖
“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李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用语）的正人君子萧孟
能，是《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的创办人，也是李敖多年共患难的战友，他和我一
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白痴，我们都因为懒于处理人生繁琐的事务，而成为不怕麻
烦之人的掌控对象。
母亲听完了这些事的始末，立刻打电话到金兰找我，约我回世界大厦和萧先生
及他的女友王剑芬见面。六月十日那一天，萧先生坐在世界大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
告诉我，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难，可以说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教在处理财务
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
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剑芬在一旁说萧先生的行为简直跟大白痴差不多，
我说我很了解。剑芬接着说还好她当时提醒萧先生，把李敖亲手写的一张长达十八
尺的财物清单复印了一份拷贝，如果他们要告李敖侵占，这是唯一的法律凭据。后
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
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是他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然
想起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十年前他从枯岭街的
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货。我听完萧
先生的话：心里已经有数，李敖总说他不重视动机，只重视真凭实据，然而任何一
个神智清醒的人都知道，动机的重要性，显然是超过真凭实据的。这时我对李敖最
后的一丝幻觉都被打破了。智者说得对，要想维系一份情感，期望愈少愈好，如果
没有任何期待，便能无条件地爱，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年轻时对人性的期望恐怕是
大高了。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而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不是一
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侠盗”。我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发生纠纷。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敖
所写的《忘了我是谁》，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
财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
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等邱晨录完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准备拿酬金给
李敖时，李敖开始避不见面。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
付款没照规矩来，迟了两天，所以要诉诸法律，但是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价两百
万元（看来他很迷信这个数字，大概是曾经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两百万
台币吧）。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李敖答应了。廖先生趁这一个
星期把所有发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售那张唱片，
必须自己负法律责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觉，懂得一些城府了。我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私章、
户口名簿、画和衣物，一点一点地搬回家，等到搬得差不多了，我就不再回金兰。
这时我开始提出离婚的要求，但李敖不肯，他说他要拖我一辈子，我心想他是很可
能这么做的。没想到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要我到刘维赋导演家，他愿意无条
件离婚。刘导演也是在台中新北里长大的世交，他的妻子孙春华是我一直很喜欢的
女人之一。
我到达刘大哥家，和春华聊了一会儿，大家便坐定下来。李敖拿出纸笔，开始
写离婚协议书，我心里有一种立刻可以得到解放的期待感。他写到一半，突然转头
对我说，我必须把私章和户口名簿交给他，他好办理“静庐”的过户手绩。他不知
道我已经在李永然律师的协助下，将那幢房子物归原主了。我告诉李敖，这么重要
的东西，我不能交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拿去做什么？李敖脸色一变，气急败坏
地开始骂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