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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满意地笑了。
分不清好坏的科研体制
中国学术界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教育界分不清楚学习与创造的衣钵，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分不清楚“数量”和“质量”。请先看下面一份最典型的学者介绍：
“×××，教授，博导，我国××领域的权威。著有《×××××××××××××××》、《×××××××××××》专著，发表论文几十篇。”
这份介绍的特殊之处是，它详细列出了该教授所有书的名字，而论文的数量连个精确的数字都不给。中国学术界为什么如此重视书而忽视论文，因为中国人相信，书的字数比论文多，更有“份量”。只是这里的份量不是质量上的份量，而是重量上的份量。实际上，上面这位教授的那几本所谓的专著也只不过是国外理论的介绍，除了可以起一个教材的作用，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据说，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有“家”吗？）到美国访问，拜见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会见结束的时候，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请诺奖得主送他一本专著。“我没有写过书。”诺奖得主的回答让这位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大地吃了一惊：“您这样的大师没有写过书？”“没有，我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写。”诺奖得主肯定地说。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搞明白，一个人连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怎么能得诺贝尔奖？
中国学术界更为尴尬的是——说出来许多学术圈外的朋友可能都不相信——他们没有能力鉴别一个研究成果的好坏。中国人似乎失去了判断什么可以“一句顶一万句”的能力。许多科研机构就干脆以数字作为评价标准，比如，规定评教授必须发表多少万字的论文，如果你去问一个科研机构的相关部门为什么不把质量作为评价标准，他们很可能会反问你“请你告诉我们，怎样判断质量？”与这种做法一脉相承的是——这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两年中国要搞“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将几所大学合并成一所更大的大学。
如果你把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论文悄悄地翻译成中文，然后拿到中国来评奖。我可以保证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得奖，也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由于对“经济理性”这一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提出了挑战，并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消息传到中国，中国经济学界之前听说过卡尼曼这个名字的恐怕只能以个位数计。可是我们不去反思为什么一个1979年就已经发表的、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二十多年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相反，有人去警告中国经济学界不要“跟风”。一位网友评价这个“跟风”警告时说，“跟风是在搞清楚风向之后才会发生的，在连风向都搞不清楚之前，请不要奢谈什么跟风”。
看来我们是真的失去了“理性”。
一支由业余选手组成的科研队伍
近几年，对于“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有过多种反思。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反思中鲜有提到科研人员自身的，好像这件事与他们无关。今天，我就来摸一下这只老虎的屁股。
如果说中国的体育是拿职业选手和人家的业余选手竞争；那么，中国的科研则是拿业余选手和人家的职业选手竞争。输，那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
今天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科研人员，脑子里两件最重要的事是：升官和发财。升官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再伟大的天才，在中国只要一当上官，就基本可以宣告他的学术生命的结束。我就不展开了。发财我手边刚好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大学教授朋友，真正的聪明绝顶，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聪明的人。可惜他把全部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放在股票上，从真正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硬是炒到腰缠万贯的大款。
我到国外访问，发现国外同行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学术。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访和两位同行在一家餐厅热烈讨论到深夜一点的情景。我们自己开学术会议，吃饭时讨论最多的是工资多少，课题里能赚多少钱。如果有一个人一直都是谈论学术学术，他给别人的印象借用上海话就是“没花头”。中国人是比别人聪明，可是如果你心思都不在科研上，凭什么赢人家。
唉，人心散了，队伍难带了。
缺乏原创性是中国科研的根本问题。科研人员也有一定的责任。以社会科学为例，国际级期刊发表论文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所谓原创性，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至今还没有人做过。中国的期刊则根本没有这个要求。毋庸置言，写原创性的文章难。既然在中国能发表那种“可以从印刷厂直接进废品回收站”的文章，还照样升硕导、博导，甚至做“家”，人的本性又都是避难趋易，谁还愿意去写有原创性的难文章？！
问题是，中国的科研人员就为什么不能树点雄心立点壮志？为什么就不能自己跟自己说我非原创性的文章不写？为什么总是沉醉于介绍别人的思想而不是创造自己的思想？为什么总是沉醉于用别人的模型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而不是总结自己的模型？为什么总是沉醉于用中国的被试来检验别人的理论而不是提出自己的理论？
为什么？
有人说，那是由于语言的障碍、那是由于我们起步晚底子差。真的是这样吗？我专门做过一个特殊的“实验”。爱因斯坦说过，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所以，我让十个硕士研究生去找一篇发表在世界顶级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文章中的问题，这十个硕士生之前不但没有学过社会心理学，连心理学也没有学过。一周以后，两个学生找到了它的致命问题。你再到中国的心理学论文上找找看，有多少篇论文上有外国人的问题。
非不能，乃不为也。
要想出原创性的成果，首先必须了解国际研究的最新动态，要知道哪些东西人家已经做过。可是，你去问问在外文期刊阅览室里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导”、多少“家”去过那里？又有多少“人”去过那里？最让人泄气的也许是，我们许多科研人员一生中连创造的冲动都未曾产生过。更有甚者，在洋人面前、在英语面前吓得站都站不起来的还大有人在。
我记得，中国男子足球队也曾经被人评价为“一支最没有进取心的队伍”。
中国人如何在二十年内获奖？——一个绝密方案
一段时间内，有人预测，中国在二十年内有人会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通常有20到30年的滞后期，如果二十年内有人能获奖，那表明已经有中国人（不是海外华人）做出了可以获奖的成果。可能吗？
不过，我这里倒有一个秘方。
今天的中国有一个真正的世界第一，人口第一。你可别小看这个世界第一，这说明中国人的生命力是世界上最旺盛的。尽管人还是这批被蹂躏过的人、枪还是这杆被折磨过的枪，只要有人一声令下，我敢保证二十年后必大面积收获诺贝尔奖。你信吗？
伟大领袖、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一生说过无数的“最高指示”，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回味的是那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众所周知，中国落后只是近百年的事情。全盛时期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0％。50％什么概念？今天的美国多牛，也只占35％左右。您可能认为说这话有点“我祖上也阔过”的味道。那我们就只说建国之后。中国人搞政治，全国上下大串联。试问，这样的规模和气势这世界上谁能比？中国人搞体育，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短短二十年跃居世界第二。试问，这样的进步和速度谁能比？中国人搞经济，长时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试问，这样的腾飞和奇迹谁能比？因此，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聪明的中国人民干不成的事情，只有中国人民不想干的事。
如果你来我们院里听年终总结报告，你就会立即明白中国的学术界和体育界之间的差异。中国的学术界定目标时总是模糊的：什么挑战和机会并存，明年工作要更上一层楼；中国的体育界定目标时总是清晰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不进入前八名就不刮胡”、“坐三望二争第一”。完不成目标，运动员不是退役就是改行，教练不是辞职就是滚蛋。
日本人就和我们刚好相反，体育方面的目标是模糊的，学术方面的目标是清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奥运金牌与我们比一年比一年少；诺贝尔奖得主却一年比一年多。
因此，很简单，要让中国人在二十年内获诺贝尔奖，甚至是大面积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