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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年妇女的声音：“喂。”
我稳了稳情绪，问道：“你是不是叫刘晓晓？”
“对头。你是哪个？”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任飞的人？”
“他曾经是我的学生。”校长显然还不知道任飞早已死了，“他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他被枪毙了。”
对方沉默了一下，要了我的电话号码，“我晚上给你打电话。”
当天晚上十点多钟，校长打来了电话。她开门见山地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时间中，我将任飞的死罪过程详细地给校长诉说了一遍，最后，我自作聪明地说道：“任飞希望你好好地生活下去。”
校长似乎并不领情，在听完我的诉说后，她静默了一会儿，如同开始一样非常干脆地结束了我们的通话：“他龟儿子是一个憨包鸡娃。”
今天，也就是半小时前，我因为写作这篇文章，需要核实一个无关痛痒的细节，我又一次想到了校长。我找出那张纸条，照着纸条上的号码准确无误地打进去。立刻，电信小姐用甜美的声音同样准确无误地告诉我：“对不起，该用户早已申请停机。”
我木然地放下电话，来到阳台上。天上正下着蒙蒙细雨。我将那张小纸条摊在手掌上，于是，在今天中午十二时三十七分，我轻轻地吹口气，小纸条立刻滑入烟雨迷茫的江津城。
一片“痴”情（6）
我奇怪自己为什么心静如水。
地狱门前僧“道”多（1）
一时间，我双手合十，立在那里。在梵音庄严的感悟下，我的眼里立刻蓄满了泪水。
阿弥陀佛！
引子
去年夏季的某天早晨七点多钟，骤然响起的电话声将我从梦乡中惊醒。弟媳在电话中告诉我：二弟到成都出差，途中遭遇车祸，现正在四川省资中县人民医院骨伤科抢救。
当天下午六点多钟，我急匆匆地赶到资中。接下来，便是长达四十多天的护理。在这段时间里，我心中没有一点点关于资中的记忆。我是第一次到资中，我的朋友中也没有资中人。
离资中县人民医院不远处，有一家售报亭，那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一天下午，我在报亭买了一份周刊，意外惊喜地读到我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当期的刊物上。但是，还没等我读完作品，记忆如一支利箭射入我的心中，我猛然想起一个死刑犯的临终遗愿。我本能地将一只手拍在脑门上，急忙问卖报的那位中年男人：“老板，资中的重龙镇在哪里？”
老板先是奇怪地看了我几眼，然后笑着说：“小伙子，你是外地人吧？”见我点点头，又用手指着脚下，“这就是重龙镇，资中县城就是重龙镇。”
“有没有一个叫重龙山的地方？”
老板指着大街对面的一条小巷，说道：“穿过那条巷子就是上重龙山的路。”
我顺着老板的手势望过去，额上的冷汗一下子就浸满我的掌心。天啊！原来资中县人民医院就坐落在重龙山下。
重龙山上有一座寺庙，叫作重龙寺。
1 初出牢门：重新生活的“道”路在火车站
1958年5月6日，华四出生在四川省资中县。县城将重龙山成半月形包围起来，清澈的沱江从县城身边静默无声地流过。如果说从重龙寺里传出的钟声曾经悠扬地响过华四的心际空间的话，那么，清澈的沱江又将他稚嫩的想象牵往东方，因为河水是向东流的，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一个人的心灵未染红尘前，那一份洁净无垢的纯真总是最容易也是最深刻地嵌入记忆的，所以，当他在这座小县城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涯，终于有一天，迁居到东方（四川东部）的一座大城市重庆生活后，重龙山上那座古老寺庙里缭绕的香烟还是时常在深夜里熏开他的眼皮，心中响起清越而悠远的钟鼎鸣唱，原本静默的沱江水似乎哗哗地响在他的耳畔。然而，在重庆这座喧嚣的大都市里，在川流不息的人潮中碰来撞去，他的眼眶里渐渐盛满了这座城市的灯红酒绿，漂浮的尘埃洒在他的眼波上，往日的纯真如一张铺在桌上的宣纸，被一个又一个无聊的张画家、李画家、刘画家们玩世不恭地涂上了乌鸦与麻雀……于是，1983年11月，华四因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1986年，华四刑满释放。
走出牢门的华四，从法律意义上讲，他重新成为一个合法而自由的公民。
开始，他天真地认为：社会对他会与其他公民一视同仁，因为他已经重塑新魂了。后来，面对那些在他眼前或趾高气扬或昂首挺胸地走来走去的有单位的人，他这才痛心地感到坐牢的代价是太大了，他不仅失去了单位，他还要面临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下一顿饭到哪里去搁平（解决）？
那是1986年的冬天，对于刚走出牢门的华四来讲，第一次感觉到这座城市不仅多雾、潮湿，而且还寒风飕飕地阴冷。裹着一件污迹斑斑的军大衣，他从重庆长江大桥的南桥头慢慢地走到北桥头，又从北桥头倒回到南桥头。他那一身无可奈何的衣着和一副缩头缩脑的样子，引起了在两边桥头巡逻的联防队员的注意。华四后来对我说：“他们完全是在用警惕的眼光将我从这个桥头‘押’到那个桥头，又从那个桥头‘押’到这个桥头。老子当时心里真是鬼火冒。”
鬼火冒的华四当时差一点走上重新犯罪的老路，用一句劳改犯中流传很广的话来说：要活路，走老路。
他忍受不了那种警惕的眼光。
地狱门前僧“道”多（2）
在南桥头，他终于站到一位联防队员面前，鼓着一双大眼睛，军大衣破旧的衣领翻起来遮住他的脸孔，两手交叉着缩在衣袖里。他愤愤地用一种挑衅的口吻问道：“你一直盯着我干什么？”
他当时的想法天真而又残酷：跟这位联防队员打一架，只要关进班房就有“政府饭”吃了——犯人们将监狱里提供的一日三餐称为“政府饭”。虽说会失去自由，但把肚子哄住了。
也许是华四的装扮过于落魄从而显得滑稽，也许是他一副饥寒交迫的模样能够唤起人们的同情，那位联防队员不怒反笑，用一种双方都心领神会的口气温和地说：“兄弟，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华四依旧挑衅地说，“老子就是从大桥上跳下去都与你无关。”
“大家都是年轻人，火气不要这么大嘛。”那位联防队员依旧温和地笑着，还主动将一支香烟给他别在耳轮上，“与我无关？兄弟，你真的在桥上出了什么事，就与我关系大了。”
那位联防队员温和的语言化解了华四心中的怒气，他转身离开了桥头。于是，在1986年的冬天，在重庆长江大桥到重庆火车站的路上，一位裹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双手缩在衣袖里、耳轮上夹着一支香烟的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无精打采地朝重庆火车站走去。那情形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盲流大同小异。从长江大桥眺望重庆火车站，一目了然，但要走到火车站，却有相当远的路程。因此，原本已经又冷又饿的华四，到达重庆火车站候车室门口时，饥火已经像久旱无雨的山林野火般地燃烧起来。
那时候的重庆火车站还是一些陈旧的建筑，候车室门口摆满了各色小摊，其中卖四川担担面的小贩居多。这时候的华四，真希望有人同情他一顿饭，他实在是饿极了。
生意人的眼光是何等的厉害。
他先是走到一家坐堂开店的饭店门口，想讨一碗热汤喝，刚将前脚踩到门槛上，几位帮工立刻堵到他面前，挥着手臂，不客气地呵斥道：“滚滚滚……”
他只好倒回身，刚走几步，一股香味扑入他的鼻孔。他抬眼望去，一个卖担担面的中年妇女正蹲在街边，然而，几乎就在他的眼光饥饿而凶恶地扑到那些面条上时，那位中年妇女同样警觉到了他的企图，一瞬间就读懂了他目光中的意思。华四没走上三步，她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挑起担子一阵风似的跑了。华四木呆呆地站在那里，冬天潮湿而又阴冷的寒风割着他紫红紫红的脸庞。他有些发抖，不知是悲伤呢还是辛酸，抑或是因饥饿导致热能耗散太快。他想到了那位联防队员给他的烟。他把烟拿在手里，但身上没火，他的眼光在人流中寻找那些吃烟人。一会儿，他看到一位中年男人嘴里叼着香烟从候车室里出来，他迎上去，拦住对方，生硬地说道：“借个火。”
借个火原本是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通的事情，然而，华四的口气太生硬，活脱脱一个盲流模样。那位中年男人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