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是，在1993年的暮春，一幅题名叫作《酷》的照片光芒四射地出现在特区的各类媒体上。那幅照片使人想起日本电影《追捕》中的男女主角杜丘与真优美。照片下方注明某某公司形象代表。当然，形象代表的公司是不断变换的，一忽儿代表某某牛仔服公司、一忽儿代表某某皮业公司……但是，永远不变的是男女主人公的姿势——那个姿势曾经吸引了特区多少青少年纷纷模仿：男主人公扯起衣领遮住嘴角，女主人公举起一枝蜡梅挡住下颌。许多人可以将刘原与香梅的这个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要模仿他们的“匪”气与“乡韵”却是万万办不到的。须知，气质是模仿不来的。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5）
那么，不能模仿的气质，是否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呢？
就在刘原和香梅的形象光芒四射地出现在特区的各类媒体上时，深圳某咨询公司完成了经营“匪”气与“乡韵”的任务，付给他俩 六万元酬金，合作结束了。
按理说，他俩的生活应该回到原有的轨迹上去了。
这时候的刘原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家乡立不住脚：自己若隐若现的“匪”气，让家乡人不敢接近。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在特区很难找到工作：自己文化不高。幸运的是，机缘巧合，他与香梅做了几回形象代表，挣了六万元钱——六万元钱在特区人眼里只是一点湿湿碎（小意思），但在刘原和香梅眼里，则是一笔巨款了。经过深思熟虑后，刘原对香梅说：“我准备用这笔钱去读书。”
没有知识休想在特区长久地混下去，更谈不上站住脚，这个道理香梅是懂得的。
他俩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租了一间小屋，刘原联系到了深圳大学专为外来工开设的免试大专学习班，学制两年。香梅则当起了陪读太太。有了六万元钱，他们暂时还不为生计发愁。
一晃到了1994年初夏，他俩一年多前拍的形象代表照片依旧时不时地出现在特区媒体上。有时候回想起来，他俩恍如梦中，互相指着媒体上的形象调侃着对方：“这个人是你吗？怎么越看越不像？”
事实上，他俩真的发生了变化。
在特区生活了一年多，不发生变化才是怪事。
相形之下，刘原的变化更为显著。一年多的校园生活，虽然未能完全褪掉他身上若隐若现的“匪”气，但言谈举止中明显地多出一丝一毫的书卷气。这是读书带给他的信息标志。
在这个初夏的某个晚上，刘原轻轻地拥住香梅，幸福至极地说：“再有一年，我就可以拿到大专文凭了。”
香梅开着玩笑说道：“你不凭匪气找饭吃了吗？”
刘原一本正经地说：“将来，我要用学到的知识，凭真本事找饭吃。”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一天，已经一年多没见面的深圳某咨询公司的贺总突然间大驾光临。
在一间酒楼里，贺总说明了他的来意：香港某服装公司交给他一笔大生意，并特意点明要那个“小匪小匪”的男青年做服装公司的形象代表。贺总说：“刘先生，这次虽然没有你太太参加，但我们仍然按两个人的酬金付给你，行吗？”
在刘原和香梅看来，这是一件大好事。
第二天，他们急匆匆地赶到设在深圳宝安区的摄影棚。
但是，效果很令贺总失望：刘原无论如何都流露不出过去那份“匪”气了，倒是细如发丝的书卷气不经意间就流露了出来。贺总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道：“刘先生，你的酷到哪儿去了？我们需要你的匪气。”
这次失败事件非但没扫刘原的兴，反而使他本人高兴万分。他兴高采烈地抱起香梅旋转起来，激动地说：“一年前你跟着一个‘土匪’跑出家乡，再过一年，你带着一个‘大学生’回家去。”
这时，贺总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一边听着那位神秘的老板的指令，一边用怪怪的眼神望着不远处的两位年轻人。最后，贺总轻声答了一句：“好的，我随后就安排。”
一个星期后，香梅失踪了。
4 最后的“匪”气
香梅对刘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没有香梅的日子里，刘原的整个精神世界都是灰暗的。他不明白香梅为什么失踪？她有什么理由要失踪？为了寻找香梅，他向学校请了假，不惜本钱打印了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专门雇人将寻人启事贴满深圳的大街小巷。不到四个月，等炎热的夏天到来时，刘原不仅花光了全部积蓄，重新囊空如洗，而且扼杀了刚刚萌芽的书卷气。当然，那股“匪”气还没有苏醒过来，目光里却多了一层因长时间苦苦地寻觅而积淀下来的“凶光”。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6）
生存是第一重要的。
在没有钱的日子里，他开始为活路而奔波。他谋的第一份职业是为一家个体书店当直销员。但是，没干几天，店老板将两百元钱塞给他，不再聘他了。
刘原自忖自己没做错什么，疑惑地问老板：“为什么解聘我？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因为……因为……”老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却终于忍住不说，反而从腰间又掏出一百元塞到刘原手里，将他推出了书店。
站到大街上的刘原，仰望天上灼热的阳光，任随刺目的光芒伤害着他的双眼。
真是祸不单行，还没等他从“为什么解雇我”的思考中回过神，一位年轻女人突然间撞进他怀里。紧跟着，便是那位女人尖利的嚷叫声：“流氓！流氓……”
等他真正看清那位女人时，已经是在当地的派出所里了。刘原被警察强制坐在一把铁椅上，双手与椅背反铐在一起。那位年轻女人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她被刘原骚扰。
警察问道：“他抢你什么东西了吗？”
在刑法上，骚扰与抢劫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犯罪性质：骚扰多以治安处罚了事，抢劫则意味着坐牢甚至丢掉脑袋。
那年轻女人坚决地摇摇头，一口咬定刘原的意图“不在抢劫，而是骚扰”。
“天地良心，”刘原急红了双眼，“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骚扰你？”
“不许胡说。”警察威严地大喝道，“难道要认识才骚扰吗？”
第二天，刘原被释放了。
那位警察说：“放你不是因为你没罪，而是我们没有找到你犯罪的证据。”
接二连三的变故完全打乱了刘原的生活规律。问题是，所有的变故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都是他理解不透的。他还只有二十一岁，尽管他有过七年的牢狱生活。一位乡间小偷的犯罪经验，怎么敢到繁华特区来班门弄斧呢？何况他根本不愿走回头路。
等他回到出租屋时，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已经等候多时了。
如同浪迹天涯的游子见到了亲人一样，当刘原将这几个月莫名其妙的变故细说给贺总听后，贺总心疼地张开双臂，将刘原紧紧地搂入怀中，嘴里连连责备道：“你呀你，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我是你在特区的朋友啊！”
刘原又一次回到了摄影棚。
在重新成为形象代表前，他提了一个要求：将背景里面的红枫叶换成密密绽放的蜡梅花。
这段时间，刘原的表演是空前绝后的成功：当一张接一张冠名为《孤独的狼》系列形象代表的相片又一次光芒四射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时，熟悉这位男形象代表的受众们惊讶地发现，在缺少了那位流淌着满身乡情风韵的女形象代表的照片上，这只“孤独的狼”出现在一片他们完全陌生的黄灿灿的蜡梅花前，做着那个他们十分眼熟的孤傲地扯起衣领遮住嘴角的动作，板着一副冷傲的面孔。在冷气逼人的画面中，一股若隐若现的“匪”气如丝如缕地飘起来。
等1994年的冬天到来时，刘原已经成为香港某服装公司特选的形象代表。当然，他只管换不同的服装，做着那些职业化了的动作。经营上的事情完全由深圳某咨询公司一手操作。
就在他这颗明星冉冉上升的时候，一位年轻女人在某天夜晚彻底地结束了这场游戏。
1994年冬季的某天，刘原又一次雇人将寻人启事贴到大街上，他仍旧没有忘记寻找香梅。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刘原的传呼响了。
在某酒楼的一间单间里，一位面容憔悴的年轻女人一边抽烟一边等着他。等刘原看清了对方的面容后，禁不住大吃一惊。
她就是诬陷刘原“骚扰”她的那位年轻女人。
一切都清楚了，深圳某咨询公司为了不失去香港某服装公司这位“财神爷”的生意，策划了一系列“逼出匪气”的圈套。那位叫阿珍的年轻女人原本是贺总的情人，现在贺总移情别恋，她一怒之下，向刘原告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