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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长城。都兴奋得像喝醉茶了。醉茶比醉酒更亢奋，用安定药也压不住大脑中枢的冲动。
翁红突然想得很远，心血来潮地说：“你说，古人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座长城，蠢不蠢呀？”
“怎么会蠢呢？那时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啊。”
翁红说：“亏你经常参与经济活动，怎么没有经济头脑啊？我看你的思维太历史化和文学化了。你应该去搞文学，不适合搞经济。”
“那你是从哪个角度考虑问题的？”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说，把修建长城这些财力、人力用来练兵打匈奴，把匈奴彻底打败，都绰绰有余了，而且，时间也不必用那么多。”
我觉得她的想法有点创意，便说：“你有点经济头脑。思维也有点个性。”
翁红笑着说：“我是乱说的，哈哈。或许是旁观者清，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我说：“不过，从文化的角度看，修这座长城也是很明智的。”
“为什么？”
“你想想，深圳和香港之间为什么要设个关卡？”
“如果不设关卡，大陆人不都跑过去了吗？”
“你说的是现象。我要说的本质原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思想观念的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等等，使得地域之间存在一条界限，是更合理的。更何况，修长城那个朝代，跟匈奴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背景。”
翁红感慨道：“也对啊，人与植物一样，是有地域感的，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就很难再改变。”
我点点头。
翁红突然问：“要不，你过一段时间回深圳吧？”
翁红一语又触动了我内心最矛盾的地方。
我告诉她：“说实话，深圳这个城市，就像一个美丽女郎，让人产生欲望、遐想，又让人产生距离感。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企业把总部搬走了，却在这里留个分公司。就像一首歌唱的，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很矛盾的。”
“你在一个城市的怀里，你总是希望这个城市是空调，永远不会停下来的空调。而事实上，空调总有生命的。当空调老化和衰亡的时候，你总觉得有空调的地方就是天堂。”翁红说。
她经历的故事比较多，生活的城市也比较多，所以说出来的话，总跟她的外表不相称，显得老练些。
翁红大专毕业那年才十九岁，一毕业就选择了深圳，一年后虽然跟沈洪财结婚，但户口还不能迁到香港，就一直在深圳漂泊。
四年后，翁红虽然把户口迁到了香港，但却习惯了深圳的生活方式。三岁儿子在香港读幼稚园，她每个周末都带儿子回深圳住，成了地地道道的“两栖”人。
所以，她对香港和深圳的感触都很深，因为有了深刻的对比。
而深圳又是个很特殊的城市，因与香港一河之隔，融汇中西两种文化，沟通两种制度。就像处在暖流与寒流的交汇点，什么思想在这里都可能发生分岔，不是向南，就是向北；不是向左，就是向右。
再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深圳也会变味。再古老的思想，在深圳也不可能顽固不化。再固定的名词，在深圳也可能会改变意思。
翁红在深圳经历的两件事，让我对这一哲理有所感悟。
一毕业就来深圳的她，还信奉“淑女真经”，言谈举止总是轻轻柔柔的。可是，这种状态很快就被一群狼给吓跑了。她乘公共汽车，感觉像红卫兵要上北京，紧张而自私，互相把对方挤成了坛子里的萝卜干。
好不容易上了车，站在过道上，一双双贼一样的眼睛总是盯着她丰满的胸部，眼光穿透她的乳沟，锐利得发绿。有的人故意挤到旁边，假装若无其事地在她身上摩来擦去。
《商道门徒》17（4）
有一次，一个外表斯斯文文的男子，紧靠在她的臀部，一个硬硬的东西拼命地顶起来，而且还顶得满脸微微陶醉，旁若无人。
她再也做不了淑女了，狠狠地把屁股向后撞去，把那个硬硬的东西撞蔫了。撞得车里的人莫名其妙。
翁红就这样被逼成了成熟女人。本以为玫瑰长点刺就没人敢碰了，但一个小偷偷了她的手机，竟然还像大学教授一样把她教育了一顿。
她刚买第一个手机的时候，有一次出深圳最拥挤的布吉关办事，在公共汽车上，手机突然像长翅膀一样飞走了。
手机卡里有很多联系人的电话，通讯录比手机更重要。下车后，她打自己的手机，一个男子未卜先知：“你是那个掉手机的人吧？”
翁红说：“那张电话卡对我很重要，能否把卡还给我？手机我就不要了，算我倒霉。”
小偷说：“可以啊，你把充电器拿给我，我就把卡还给你，反正你留着也没有什么用，而我去买也不方便。”
翁红觉得深圳的小偷镇静得超越心理学家，偷了东西还敢跟失主谈判条件，不可思议。她没办法，只好说：“好吧，怎么拿给你呢？”
小偷想了想，跟她约好在华强北的顺电商场门口见面。小偷考虑到那边人流大，不会引起人们注意，即便翁红报警，他也容易溜掉。
下午，翁红就跟小偷见了面。小偷真的把那张卡还给她，但充电器他不要了。小偷说：“最近手头有点紧，那个手机我出手了，很不好意思，你这么好，本想还给你，但没钱的日子实在没法生存，委屈你了。”
既然运气不好，翁红自认倒霉了，懒得再跟他计较，就当交了学费，她拿了卡转身就走。
小偷却拉住她，塞给她200元。小偷说：“小姐，说实话，我不是小偷，我只是没钱吃饭了，不得已而为之。你那么不小心，在那么挤的车上，自己的包都不管好，如果我不偷你的手机，也肯定被别人偷了。别人可不像我这么好，说不定把你整个包都抢走。我这么教你，是为了你好，希望你理解我。”
翁红越听越蒙了，深圳的小偷，简直是全国一绝，不仅有技术，还有谋略；不仅有江湖义气，还好为人师。
翁红这才知道，现代都市，真是一个能让老鼠变大猩猩的地方。
《商道门徒》18（1）
牛总到北京那天，姜总监打电话给我，要我去香格里拉大酒店里的西餐厅等他。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牛总匆匆而来，身子肥胖如牛，走路气喘吁吁。
他点了两份饭，两杯咖啡。刚要跟我谈话，就接到了电话，是工程上的事，跟建筑商在讨价还价。
挂了电话，牛总说：“我们边吃边聊。吃吧，不早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他：“牛总，这次找我，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牛总说：“没什么事，就是一句话，你好好干，不要动摇，我当初在深圳招那么多人，最看好的人就是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你可以跟老姜打电话。”
这话在集团似乎是圣旨了，而且是秘密的，牛总到底是什么用意呢？我还没完全琢磨透彻。
吃完饭，牛总就匆匆走了，不回公司，也不要我送他。
晚上，翁红回深圳，我送她到机场，依依惜别。
第二天上午，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这个电
话显示不出号码，呼叫的声音也跟平时不一样。
我接了电话，是一位陌生小姐甜美的声音。
小姐说：“我是香港电信公司的，请问您的手机号码是不是137984546XX？”
“对呀。”我莫名其妙地回答。
甜美的声音继续问：“请问这个电话是您在使用吗？”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生气地说，“难道我的电话是偷来的吗？”
“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您的电话有没有给过别人？”
我越听越觉得奇怪，问：“你是什么意思？请直接说，别兜圈子，香港人是不会这样兜圈子的。”
甜美的声音放慢了一点：“是这样的，先生，我们早上接到一位香港电信用户的投诉，他说家里的电话没有人打过长途，他打长途都在办公室。但家里的电话却发现了很多长途话费。我们查询过，他家的电话多次打到您的手机上。”
我知道这是翁红的老公老沈在查她的电话记录，无奈而郁闷。
我想给翁红打电话，问个明白，但又怕她不方便接电话。相爱的人不能相守，还要东躲西藏；不相爱的人却经常要公开折磨对方，这就是爱情与婚姻的孽缘。
正想着，山东大汉脸上挂着无奈的微笑，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一般不关门。
“他妈的，又要开会了。我给他算了一下，平均每天开两场会。没见过一个人这么喜欢开会。”山东大汉一听到尚总说要开会，就骂娘。
以往开会前，尚总一般会先告诉我，或者有时会形式性地问我一声，跟我商量，怎么现在工程部经理知道要开会了，我这个办公室主任还不知道？
看来，尚总不挤掉我，心里不舒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