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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陶醉于两小无猜，旧式儿女的恋爱中”，形式上“偏重辞藻，力求工整”见张占国、魏首忠的《张恨水研究资料》第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五四”运动爆发后，芜湖也掀起了查禁外货、罢市罢课的学生运动。群众把日本草席钉在电线杆上，上写“若用日货，男盗女娼”。那年农历五月初四，有一个卖艺人在芜湖街面上大放媚日言论，在群众的反对下，此人逃进日本人办的丸山药店中。五月初五，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借口芜湖人仇日排外，派日本兵一队，荷枪实弹，到芜湖向人民群众挑衅。下午，张恨水用屈原爱国精神激励工友，率众高呼口号，在九山药店前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被芜湖人民称为“爱国义举”。
1919年，张恨水24岁，为继续求学，于“天凉好个秋”之际，只身来到他心目中的“首善之区”北京。扑入眼帘的前门箭楼，雄伟端庄，气派恢宏，张恨水凝视良久，暗道一声：“侥幸，终于看到你了！”忽而，一辆“轿车”擦身而过，只见那健壮神气的菊花青骡子，拉着带有青缎遮围、嵌着玻璃窗的车身，车辕上的把式鞭梢一甩，“得儿龙冬，得儿龙冬……”“十三太保”轿车发出有节奏的音韵悠然驰去。一瞬间，他似乎体味到了一种历史的神秘，一种生活的艺术，并融为一股特具情韵的“北京味儿”。张恨水一下子就爱上了北京。张恨水在北京有了工作，会馆里的饭钱也还支付得起，在北京算是有了栖身之地，暂时不必发愁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开头还算顺利，张恨水非常兴奋。当时，正值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北京联袂演出。张恨水这天有了工作，一高兴，竟然花去身上最后一块大洋，买了戏票前去观看，饱享了一番眼福、耳福。这桩“一元看三星”的轶闻，被朋友们赞之为“倾囊豪举”。张恨水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极富“罗曼蒂克”，常常笑呵呵地对人谈起此事。
张恨水到京后，先后在上海《申报》驻京通讯社、北京《益世报》编辑部、北京世界通讯社、联合通讯社、北京《朝报》、《今报》编辑部任职，每日忙于新闻编排工作。《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创刊后，他身兼这两报的副刊主编，张恨水既然做了“新闻工作的苦力”，每日忙于奔波采访、撰稿，自然没有余暇再去写小说，因而他初到北京后的四五年间，没有小说问世。然而所谓“积习难改”，小说没有时间写，诗词倒是写了不少，每有感触，总要一抒胸臆，只可惜往往随写随丢。大约是他到北京第二年的农历除夕，通讯社休刊，张恨水站在宣武门外的粉房琉璃街口，看着熙来攘往采办年货的人们各自提筐携匣奔忙于路上，不禁口占一绝：
宣南车马逐京尘， 除夕无家著此身。
行近通衢时小立， 独含烟草看忙人。此后，他发表了两部成名作《青明外史》和《金粉世家》。除小说、诗词外，他还写了不少杂文，既论时政，又谈风月。
1925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张恨水再也不谈风月了，接连写出了《中国不会亡国，敬告野心的国民》，《学越王呢？学大王呢？》等时事短评，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进行了谴责和声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世界日报》从3月19日至3月23日，每天都在头版全版刊登惨案情况和惨案照片，并发表社论，要求段祺瑞政府辞职，为爱国学生伸张正义。就在这一时期，张恨水连续在副刊上发表杂文，因事而发，针砭时弊，对那些军阀、权贵痛加挞伐，鞭辟入里，毫不留情，如《势利鬼可起而为总长》、《官不聊生》，暴露了官场腐败、黑暗以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社会现状；《曹三爷不辨水旱》，矛头直指直系军阀头目曹辊，揭露他中饱私囊，不顾灾民死活；《张宗昌可以上天桥卖布》，对这位祸国殃民的奉系军阀进行了无情的揶揄讥讽；而《免考入门卷》则抨击了当时考场上的舞弊现象，揭露社会黑暗。这些杂文笔调辛辣幽默，说出了百姓的心里话，博得读者的喝彩。
要说真话，就要揭露黑暗，自然会惹来祸事。那时张恨水正在《明珠》上连载长篇《荆棘山河》，这是一部揭露军阀混战、残害百姓的小说，亦所谓“太岁头上动土”，自然也冒犯了张宗昌，张宗昌下令《明珠》停发该文，于是，《荆棘山河》被腰斩。张恨水的小说被“奉命搁笔”的还有多部，但《荆棘山河》可说是被禁之首了。“荆棘山河”，山河果然多荆棘。
1930年2月，张恨水因和资方发生矛盾，一怒之下，他辞去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的所有职务，并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告别朋友们》一文，表达了他对资方的不满，同时，也阐明了他要腾出时间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心愿。3月，他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啼笑姻缘》开始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该小说发表后，颇受市民的欢迎，被改编成话剧，拍电影，编成弹词，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
1931年，由于稿费收入增多，他就出资，由其弟牧野出面，在北平创办了“北华美术专科学校”。他被推为校长，并担任该校语文教员，专门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小说创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恨水打破原来的计划，把在上海《新闻报》连载的《太平花》插入抗战内容。这是他第一部带有抗日色彩的长篇小说。
1934年夏，张恨水游历了西北，在西安拜会了杨虎城和邵力子。返回北平后，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两部长篇小说：《燕归来》和《小西天》，反映了西北人民在天灾人祸的煎熬下卖儿鬻女的凄惨生活。后在1956年，张恨水曾再游西北，目睹了解放后的西北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游记《西北行》中，他热情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1935年，应成舍我的邀请，他只身来到上海，担任《立报》副刊主编。年底，张恨水正准备返回北平，忽在一夜收到家中拍来的两个加急电报，叮嘱他缓归，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已被冀北伪政权列入黑名单。北归未成，张恨水于翌年初到了南京。至此，结束了他在北平长达十六年的生活和创作，其间，著有中长篇小说50余部，兼有数目可观的杂文和诗词。这是他创作的丰收时期。
在南京，他和张友鸾共同创办了《南京人报》，这是他一生中自己创办的惟一报纸。他的长篇小说《鼓角声中》和《中原豪侠传》就是此时发表的。“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南京城因人员疏散，报纸销路骤减，《南京人报》面临困难境地。不久，张恨水病倒。1937年11月，他离开南京前往芜湖就医。12月底，在南京陷落前不几天，《南京人报》被迫停刊。
张恨水病愈后，于1938年1月10日到了重庆，受陈铭德之聘，担任了重庆《新民报》主笔兼副刊主编职务，开始了他在重庆的生活和创作。3月1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张恨水被选为第一届协会理事。1939年6月2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平江惨案”。事件发生后，张恨水极为气愤，挥笔写了一副挽联：“抗日无惭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表达了他对我牺牲将士的哀悼和对国民党反共暴行的谴责。12月1日，他的中篇小说《八十一梦》开始在《新民报》上连载。这部小说，用“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对国民党统治下重庆腐败的现实和社会上种种丑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小说得到了新文学界人士的好评。周恩来曾称赞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除此之外，他的《魍魉世界》、《水浒新传》、《大江东去》等作品在当时也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除了小说，他在重庆还写了大量的杂文，影响最大的是从1941年底到1945年初连载于《新民报》上的《上下古今溯》。这组杂文有一千多篇，百万字上下，内容虽有“增加读者兴趣”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却是作者运用自己平生所学的知识，隐讳曲折地讽喻了现实的黑暗。
1942年，在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和张友鸾共同提出了“居中偏左，遇礁即避”的办报方针。实际上这也是张恨水进行创作的指导原则。在这个方针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