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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棉絮、蚊帐塞进车内座位的后背,穿着新裁的的确良衬衣上了车。
车子在公路上急驶。到南平时是下午六时。我们到近郊的一家饭店吃了晚饭,立即上车,继续赶路。
一路上谈笑风生。我很少说话,主要是收听。从他们的谈话里,我了解到,和小杨同来的另一位,原来是沙县法院的科长。姓肖。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潘洛煤矿。他说:
“我也是刚刚回来的。在潘洛煤矿劳动了几年。虽然我没有被判刑,但和你们一样得到不正常的对待。只是我比你早几个月回单位而已。院长让我来接你。我就来了。”
肖科长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后来成了沙县二中的同班同学。她的名字叫肖燕,还是和我女儿结拜的七姐妹之一呢。这是后话。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进入沙县境内。吉普车从洋坊一路过来,又回到九年多前出去时经过的水南大桥。到了桥北头,肖科长下车。他的家就在此附近。我们再经城西路,直达林业招待所。
林业招待所已经完全翻新。从原来的两层砖木结构,建成五层的钢筋水泥结构。小杨跟招待所作了交代。然后转向我:
“你暂且住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三餐伙食也在这里吃,所用的饭菜票,先跟所长借。等我们办好了手续,给你补发了工资,再来还他。”
小杨走了。我被领上二楼的一个大客间。全间有七张床,我任选一张躺下休息。
第二天清晨,起床下楼刷牙洗脸,路过值班室窗口。那所长正正襟危坐在桌前。我想这个人好面熟,从记忆中苦苦搜索他的名字。
“彭金池!”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个在基建队耀武扬威、说是莆田师范刚刚毕业、被借用做文书的“阿潲”。没错,就是他!
我洗完脸,到窗口喊他。他一惊,立即控制自己,脸上带笑、明知故问地说:
“什么事?”
“跟你借几斤饭票、几元菜票。”
“行。借多少?”
“十斤饭票、十元菜票吧。”
“好。”他麻利地点好了饭票、菜票,用牛皮筋扎好交给我。“你点一点。用完了再来取。”他不好意思说‘借’,只说‘取’。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让我还他。
我吃过早餐,不知道该干什么。我需要理一理自己的思绪。我回到床上,仰望天花板。
彭金池急急忙忙地上来了。他在我的对面床边坐下,尽力向我表白:
“小胡,你的事,其实跟我没丁点儿关系。都是你们单位的人要正你。我只是做了文字工作……,罪不在我。”
我觉着他这番话,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看着他那形象,就让人感到恶心。如果不说,或许更好些。我说:
“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呢?”
我想,中央那么多老前辈、老革命,都无缘无故受了多少冤屈。我这么个无名小辈,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说归说,不计较归不计较。但他那过激的行为,我还是耿耿于怀的。有句话说:“忘记过去,就是对革命的背叛。”我还是要谨记这一场浩劫带给我生命的教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圣保罗说:“旧事已过,换上新的。”不用我们对这些无稽的往事斤斤计较,还是留给过激者自己去慢慢地忏悔吧!那种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彭金池走了。
歇了一会儿。我信步漫游在街道上。往事如烟。现在的街道也宽阔平整多了。
突然,我又遇着一个熟人。他就是在逮捕我的大会上发言的山东梁山的崔俊法。今天是怎么啦?这么巧,一下子都让我碰上啦!
他没带什么物件。估计还是从三十公里外的高桥伐木场来的。我迎面向他打个招呼:
“小崔,你好啊!”我的语气中没有丝毫的讽刺的意味。小崔和彭金池完全不同,他是无意的。他只不过是提线人手里的一只木偶而已。但小崔却愣了一个怔,无奈地望着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为什么要让人家为难呢?为了缓和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我把话题岔开:
“是从高桥来的吗?”
“嗯哪。”
“买东西哪?”
“想买点什么,赶中午回去。”
“那好。忙你的去吧!”
这会儿我倒象是个领导,在对我的手下吩咐什么。小崔只是唯唯喏喏。听了我让他走的话,好象重刑犯得了特赦令,如释重负地走了。
世上许多事情,当你去做的时候并不情愿。小崔当时在逮捕我的大会上,作了革命群众的代表上台发言。我知道那根本不是出于他的本意。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有记恨他。看到他今天那种浑身不自在的窘况,我是否要找个时间和他促膝畅谈一会呢?
世事总是那么难以预料。我的前半生,磕磕绊绊地走到这里。此后,还会有什么难处遇上我呢?妻子、女儿会回来吗?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让我们在下一部书里探讨吧!
我初步设想,下一部书起名叫《选择人生》,也可以叫《我的前妻后妻》。
再见,亲爱的读者。祝福您健康、快乐!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