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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干事小心翼翼地下了车,提着鸭蛋,不敢跑颠,只好用竞走的脚步,快速度地返回他的住处,又跑步回来。他一上车,脚步还未站稳,汽车就开了。当我们到达馒头山时,已经有一部分犯人坐在会场了。
从溪口到周墩渡口两公里,从周墩到县城七公里,再从城关到馒头山,又有三四公里,又要赶在八点多钟前参加开会,不是步行能够轻易到达的。
说是馒头山,实际是坟山。一座座坟头集中在那里,象一只只馒头。为了避讳,人们称它为馒头山。劳改部门在那里征了一大片地,建了电机工厂,利用犯人低贱的劳力,生产电机一类的半成品或配件。
被推平的馒头山,成了一片宽阔的黄土地。在八月的烈日照耀下,个个汗流浃背。我们席地而坐,穿着劳改队清一色的黑衣或蓝衫,都是最低价的土洋布,还要在胸前和背后,同时印上显目的“劳改”字样。光头在阳光下闪烁,同时冒着热气。从远处看,确实象刚开笼的馒头。
被宣布特赦的人员,从各地集中而来。大山坪那个“副团长”也在场,还有长乐看守所送来的、在历史上已经处理过、文革中又被揪出来还未再定案的“副县长”。
每个被特赦人员发给一套新的中山装,一百元零用钱,一网兜的面盆、口杯、毛巾、牙膏、牙刷等洗漱用品。省劳改局的领导讲话之后,这些人纷纷离开临时舞台,退到前排预先准备好的矮板凳上。
全场会议一个多小时结束。各地来的犯人又登上静候在此的包租客车,回返。
黄干事这一次被黑面包公当众奚落,我们很为他抱不平。其实,黄干事是一个很不错的干部。他办事十分认真。我们的零用钱、粮票都存在他那里。需要的时候可以向他报告领用。只要伙房的人方便,随时都可以向他领取。他的妻子也很温顺。有一次下雪天,王大明和我一同进城拉肥料,脚下只穿着破漏的圆口雨鞋,冻得他瑟瑟发抖。他想买一双新雨靴,还未向黄干事报告。我把他领去找黄阿姨。她正在农具厂上班。听了我的说明之后,立即向厂里请假几分钟,到她租住的房子取钱。还从挂在楼板梁上的竹篮里,取出新蒸的米糕招待我们。
溪口中队干部的家属不多,也就是五七户吧!其中也有烈性的女子。如果要把她们的性格勉强分为强、中、弱三等的话,黄干事的妻子属于善良偏弱的一种。在家属们为了芝麻小事公开叫骂的时候,我们看到,黄干事的妻子总是默默无语地站在一旁,承受着种种恶毒的言语。我所说的恶毒言语,说出来让我们这些大男人都感到汗颜。有一天,我听到有个家属说:“怎么,骚得不行啦?大号里有的是壮男人,随便找两个出来浪一浪啊!”在这种时候,黄干事的妻子总是躲得远远的,或者干脆“躲进房中成一统”,耳不闻为静。
为了他们两个孩子上学方便,黄干事在建阳农具厂给妻子谋了个临时工,就是负责开票。工作倒是轻闲,时间却不短,工资也不高。她是中队家属里唯一从业的女性。
5
华国锋主席上台后,一切按既定方针办。林庆武案件的平反就遥遥无期了。
林庆武,平潭县上攀村人,60余岁。因拥护刘少奇、邓小平“三自一包、分田到户”,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其实,这么一个半大老头,既起不了风,也掀不起浪。大队(村)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他老人家说几句闲言碎语,犯得上杞人忧天吗?但是,林庆武确实被抓了,被判刑了,而且是二十年的重刑,被送到溪口中队劳改来了。
我是在“九·;一三”林彪案件爆发后才认识他的。一个很慈善、很可亲、说话都不会大声的老人。政治犯归队时,他来到我们一分队。干部安排他放养蛋鸭。后来蛋鸭改由“皇帝”包养了(反革命集团的首要,自称“皇帝”)。他改行放牛,与苏世树一起。每当遇上天阴下雨,或者牛群走散,他迟迟回来。我都将他的饭菜取来,用薄膜包起来,保温在被窝里。遇上他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我都帮他打热水、递开水,请医给药。家里来信了,我给他念,回信帮他写。在他来说,我是他监房生活中不可忽缺的朋友;对我来说,不过是做了一件晚辈对长辈该做的事。
林庆武什么时候能平反释放,成了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但这个希望,现在还很渺茫。
6
1978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再三要求下,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并很快主持了中央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在报纸上不断看到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报道。那一篇篇让人五内俱焚、催人声泪齐下的报告文学,屡见报刊。象陶铸儿子陶斯亮跪在毛主席的画像前,哭诉说:“毛主席啊!我爸爸跟随你爬雪山、过草地,打江山、平天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你于心何忍让他白白被人折磨而死啊?…………”象刘少奇的女儿被逼与恋人分手,下放内蒙古,不得已在内蒙古成家……。这字字血、声声泪的文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与他们相比起来,我所经受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陆定一和王光美的平反,看到王光美与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同行的照片。陆定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平平淡淡话,给了人多少安慰。
我们终于看到了祖国的曙光。这曙光不单属于一切自由的人,也属于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刑事犯。
我们看到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对那些暂时不能理解中央政策的高官,该撤的撤、该换的换。接连不断地撤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重新刊发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时,报纸、电台,也报道了许多正确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实例。中队也组织我们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这一光辉著作。从学习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党和政府真的要拨乱反正了,要重新整顿我国的社会秩序了。让无序变为有序,让有序走向复兴。人民有指望了,犯人有指望了。
我找了个机会,向黄干事坦诚诉说了我心中久积的块垒。这是在大号外围墙边的大道上说的。黄干事十分认真地倾听了我的申诉。他说:
“你写吧!把你心中想说的都写出来。不管你是写给谁的,只要交给我,我一定给你寄出去。”
我没看错,黄干事确实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在他的眼神里,满有公义、同情和怜悯。他曾经对我们说过:
“告诉你们,我们这里是政府的一个执法部门。说白了,是一个看守犯人的仓库。仓库,你们明白吗?就是说,我们只是一个保管员。不管你们犯了什么罪,或许没犯罪,是冤枉的。但在我这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不要逃跑作恶。那样会对你们不利。因为,我们要担当起保管员的责任。”
是的。管教干部在这里是保管员,他们要保证仓库里的物品万无一失,否则就是失职。长乐的董×;×;趁着双抢大忙时节逃跑了,所有干部、武装人员漏夜去寻找,空手而归,造成他们的失职。后来听说长乐送来平反文件,才使他们卸去心中的负担。
我趁着这大好时机,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福建军区、国防部……都写了信。我相信,这些信件,黄干事一定都给我邮寄了出去。
7
记得瓦窑附近那个村庄吗?记得那个将土地庙的供品,都献给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大嫂吗?在她家的附近,住着一位女知青,当年26岁。
她是福州人。当我们外出经过她的住处时,她或者拦住我们,或者请我们上她家去,给我们敬茶倒水。
她是后期上山下乡的。和我们前期上山下乡的不同,不能整批地在一起过集体生活,而是单身独个地深入到贫下中农家里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都很低,城市来的大小伙、大小姐处在这样的窘况中,没有心思参加田间劳动。这个福州姑娘,就处在这样的窘况中。她很想找个能说说话的人,但没有。一同来的都分散在各个角角落落。有的是大队里的年轻干部那双色迷迷、虎视眈眈的眼睛。她要洁身自好,不能沦落风尘,以卖身求逃脱。
她对我们说:“我真羡慕你们。你们不论判得多重,总是有个刑期可以盼望。可是我是无期徒刑,……”她眼里流出酸楚的泪,说得我们心里也酸酸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她告诉我们,和她一起来建阳的姑娘。有的已经脱了裤子,拿到稀罕的招工表,回城去了。有的被半推半就,生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