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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休息一天，整理内务，也让我们调整一下昨天的疲劳。
5
溪口中队分成三个分队：两个水田分队，一个旱地分队。每个分队25人左右，加上伙房、水磨房、砍柴、挑运等闲杂人员，总共一百多号犯人。各分队都有放牛、养猪人员，所积肥料归各分队自己施用。
我们这50个人，一半在溪口，一半去梁布。在还没分到水田分队之前，继续由武装队长带班。让我们参加“农业学大寨”的改田运动。
改田运动是这样的：即将山垅里顺地形构成的不规则梯田，按整齐划一、扩大上下层落差的办法，深挖归堆，整成方块形。再扩大两边的道路、加深排水沟，平整田面，使其便于田间操作和管理。改田的结果既有利、也有弊。利的是：方便土地测量，分配每日工作量、计算单产、施肥、施药量等；弊的是：深挖的结果，造成每块地的后半部分，多挖到粘土层或砂砾层，土层贫瘠，稻秧生长困难，前半部分，则地质太软，水位太深，多在人的腰部以上，难以操作。造成总量的减产。
改田运动是借着冬种以后的农闲时间开展的。此后每年都是如此。经过几年的改造，大山垅、小山垅、大直垅、小直垅，都变成一块块平整的水田。
改田的时候，借用了一个老犯的锄头，很好用。它的把是结实的小杉木做的，很轻巧。他教我如何选择锄柄。我遵照他的意思，从树墩上蘖生出来的小杉木丛中砍伐了一根，准备收工回去加工。被带班的武装队长喝住，说我乱砍滥伐，要我回去写检查，下午交给他。我哭笑不得，只得这样写道：
检 查
案犯胡振铎，因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重视改造，拈轻怕重，砍伐小杉木一棵，用以制作锄头柄。逃避劳动改造，今后保证不再重犯。
检查人：胡振铎
1971年2月15日
1971年春耕生产开始，带班队分散到各分队去，我也去了水田队。
刚到建阳劳动改造的那一段时间，政治空气特别紧张。对犯人的看待也非同一般。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心情压抑，忧愁苦恼时时伴随，真是度日如年。我曾经给妻子写过两封信，都没有回音。想起我们夫妻相依相随，“合穿一条裤子”时的情景，不免有些感慨。难道真的如俗话所说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时各自飞”了吗？我心里始终不相信。
妻子和女儿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我时时盼望着能和她们早日见面，温馨在家里。我打算再给妻子的山东老家写一封信，告诉岳父岳母我已经调来溪口。同时也给福州的舅父舅母去信，简单告诉他们我一年来的情况。
过了很长时间，山东来了回信。内容简要如下：
振铎：
你的来信，我们都收到了。之所以没有给你回信，是怕你伤心。现在事已至此，也不能不告诉你：金春娘儿俩已上东北去了。那地方很好，水土养育人。你就不必为她们操心了。你自己保重吧！
徐培启
1972年5月
这封信对我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它在干部手里呆了近十天，才交给我。我唯一的精神支柱，难道就这样垮了？不会吧！信里面根本没有提及跟我离婚的事。只要没有离婚，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此后我在梦中，常常与她们母女见面。
劳改农场也划入生产建设兵团编制。从革命到生产，几乎都由一些不识农务的人决策。水稻开始推广“密植高产”计划。溪口中队的大洋坪是最好的农田，当然不能例外。密植的标准是5×；5，5×；4，甚至5×；3。就是说行距五寸，株距五寸、四寸，甚至三寸。这样计算起来，比原来的6×；7行株距多插了30％的秧苗，收成自然也要增加三成。这种计算方法，让老农出身的曾中队长想不通。因为大洋坪在大号门外、必经公路的旁边，特别显眼，无法变通。到了山垅田，中队长就让我们按原来的标准6×；7，甚至7×；7扦插。结果，收割时大洋坪因为阳光不足、水温过高、空气不流通，普遍减产。山垅田稳产。
1973年八九月间，监房里的广播拆除了，每间号房一份的《福建日报》也不发了。大号里处在政治新闻的真空阶段。
监房里借着国庆节的名义，在9月30日那天上午停工查号。各分队犯人都到大号内的空地上排成纵队，并将自己的行李及所有物件，放在自己的脚边等待检查。这次查号没有发现什么违规的东西，只有一个犯人带来的《毛主席语录》被刘副指导员收起，撕去其中以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就这样草草收场。接下来，大家整理内务，打扫环境卫生。下午照常出工。
国庆节以后是稻田的中耕除草、施肥阶段。新来的带班小队中，有一个长乐籍案犯企图翻山逃跑，被武装队长开枪击中当场死亡，尸体就埋在附近的山上。
如果把劳改队比作军营，那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也适应这里。每个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经常有人刑满释放；又经常有新的犯人押送进来。因此对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小事，都能探听得到。从新来的犯人口中，我们很快得知毛主席的当然接班人林彪出事了。九月十三日仓皇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不久，劳改队又进行了改制，撤销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归正规部队看管。新调来一位穿军装的王指导员，刘副指导员调走。水田分队进行了改组，政治犯归一分队；刑事犯归二分队。
王指导员，浙江人，40岁左右年纪，至多一米六的身高。不胖，但很和蔼，说话以理服人，从不加重语气。
一天晚上，犯人学习时间，他进来巡号。刚到我们一号房，学习小组长陈彪笑着问他：
“王指导员，我有一个不太明白的问题，想请教你。不知道行不行？”
“什么问题？你说吧！”
“是这样，为什么同样是管教干部，有的喜欢打人，有的却不会。好比你，就不喜欢打人。”陈彪推推鼻梁上的深度眼镜，双眼紧紧盯着王指导员的脸，仿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答案。
王指导员的答复很客观，让我牢记心怀。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原则，它只有一个标准。它可能因为学习、运用的人不同，执行起来也会有所偏差。但你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正确性。即使个别人在执行过程中有过失，也只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对你们则不同。所以，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尽量去回避他。你不去招他惹他，就不致于受皮肉之苦了。你说是吗？”
“太对了！”陈彪说。
陈彪在第二年“双抢”时逃跑了。后来听说被抓，关在闽侯的白沙。再后来从围墙上跳下，摔死了。没有人能够证明。
6
陈必琅也因不堪劳累，半夜起身，吊死在厕所里。
黄土清水农场撤销了，三个管教干部调来溪口。一个担任指导员，接替王指导员的工作。廖干事担任一分队管教。
王指导员调走之前的一个休息日，到监房里来找我。他把我叫到围墙边，对我说：
“我想请你帮忙一件事……”
我有点受宠若惊了，赶紧说：“什么事，你尽管说。”
“不，今天是你的休息日，而我又是私人的事。所以要征求你的意见。”
“不管公事私事，你就说吧！”
“我在二监木工房定做了两只楠木箱，刚上好油漆，想请你帮忙取回来。行吗？”
“行！我得找保管员取钥匙，到工具房准备板车和绳子。”
“去吧！我等你。“
我向南平夏道的陈殷盛要了钥匙，到工具房准备了板车，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绳子。我又返回大号问陈殷盛。他说绳子被姓丁的武装队长借走了。我找到武装队长的宿舍，姓丁的不在。我通过别的队长，收回绳子，就跟王指导员一起上路了。
从溪口到建阳城关七八公里，再从城关到省二监三四公里。王指导员一路与我同行，询问我个人的情况，问得很详细。
两只空箱子，没有多少重量。但为了防止磕碰受损，在上绳子的部位，都用厚厚的旧报纸垫上。返回城关，王指导员让我等等他。他去买了一只籽瓜来，和我分享解渴。我一路上都十分小心。到了周垱渡口，又招呼我停下休息。他掏出不知什么时候买的肉包子，分两个给我，让我加添力气。快到大号时，他让我停下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我就要调走了。以后谁来当你们的指导员，我不知道。但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不错的人。你放心，好好干，政府不会亏待你的。”
果然不久，他调走了。他是劳改农场唯一带军衔的指导员。
我把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