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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散地下了车。
有人问：“这是哪里啊？”大约他昨晚很早就睡着了，不知道一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车库呗！”
“在车站南，还是车站北呀？”
“谁知道呢！”
“不管它是南是北，沿着铁轨走，准能到车站吧！”
“这建议不错。”
人们开始走动。我们夫妻也抱着孩子，沿着铁轨边缘窄窄的小道，向火车站走去。
一阵冷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但并不在意，继续走我们的路。
到了车站，还是无处打听列车运行的消息。我们信步走去，看到路边有摆地摊卖米粥的，觉得稀罕。这在当时是不许可的。也觉得欣慰，因为可以给金春母女补充热量。老人们说，分娩的女人不能吃白米粥，要喝红糖稀饭，正好有。我就买了一碗，让金春喝。她非得让我也喝，我就再买一碗。
肚子里有了一碗红糖稀饭垫底，心里稍稍安慰。到了该考虑何去何从的时候了。我和金春商量：在目前如此的窘境下，只有返回舅父母家去，把身体养好，打听到什么时候发车，再作打算。
刚要准备雇脚踏三轮车，我的头开始发热，晕乎乎地，身子还有些战栗。我们寻了一部脚踏三轮车，说好价钱，上了车，一直往南台舅父家去。
车子刚在门口停下，和急匆匆跑出门来的小表妹撞了个满怀。她二话不说，立即返回屋里，高声地向大人报信：
“奶奶、爸爸、妈妈，伊傧回来了！”她也不问我为什么又回来。毕竟她才九岁，因为她舍不得我离去，只要回来就行。
老奶奶、舅父、舅母，先后下楼，把我们迎进去。问长问短，问了孩子问大人，有不舒服的没有？
金春说：“俺倒没事，只是他受了风寒，还发烧呢！”
舅父当即招呼我上床躺下，去给我抓了一服感冒药，煎汤给我服下，并不见好。第二天，我自己去横街的洋中街道医院就诊，服了药，躺在床上休息。
当晚十一、二点左右，带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从横街高喊着口号路过。虽然我们家与横街的垂直距离也有一百多米，但高音的声浪仍将房间的窗玻璃震动得沙沙作响，控诉的说词也清晰可闻。他们说：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愤怒控诉：省军区司令韩先楚纵容士兵枪杀我青年学生的滔天罪行！……韩先楚罪该万死，砸烂韩先楚的狗头！……”吵闹声一直延续到凌晨三、四点钟，才有一小段的清静。
天亮以后，街头巷尾，各种议论都有：
“今年闰七，不吉不利呀！”
“多可惜的孩子呀！大学刚刚毕业，还没正式分配工作哪！”
“好好的孩子，都才十八、九岁哪。辛辛苦苦养活到现在，才领了两三个月的工资哪！”
“真是刘邓未死，拳垫（福州方言，邓与垫同音）先死啊！小小孩子，都凑哪门子热闹哟！”
…………
后来听说，事因一部分福州大学、福建师大的毕业生，为了捍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持枪冲击省军区司令部，在营区里自建营盘驻扎，与部队对峙。虽然毛主席要求军队在与革命小将对峙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对峙中发生误会，双方开枪，造成学生死亡的事件，还是难免的。
我在舅父家养病足足养了半个月。正好凑足金春满月。福州火车站的列车运行也恢复正常。大约是1968年1月20日，我们购买了去沙县的车票，在下午五点钟左右上的车。
5
列车在当晚十点多到达青州。当时我们的工地在潩洲伐木场的三工区，距离青州将近十多公里。我们不住旅社，俩人轮流抱着婴儿，一个背行李，顺着已经完工的公路，在夜色中踽踽前行。风也好，露水也好，都不在这一对年青夫妇的话下。我真佩服金春，按理说，月子里的女人是经不起些微的寒风的，可她却若无其事似的。我们到了自己的住处，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大家还都在梦乡里，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回来。所以第二天清晨起来，见到的人都很惊讶。
第二天我们继续休息，换洗被褥，整理内务。也许是一路上的紧张，神经中枢高度兴奋，金春仍显得无病无患，一切正常。但到了子夜十一点左右，她却有了发烧的症侯。我伸手摸摸她的额头，有点发烫。深更半夜的，也不好去叫醒队医刘护士（我们都叫她刘医生）。所幸我遵照老奶奶的嘱咐，带来了两副生化汤。我不顾金春的阻拦，立即起来，生火熬药，让她服下。一个晚上我都高度警醒着，准备随时帮助金春。但她一夜睡得很踏实，第二天起来，什么事也没有。这生化汤每副才四角六分钱，既便宜又管用。虽然只用了一副。
孩子虽然满月了，母亲却没有奶水，而且乳房结了肿块。我们只得再请假，跑去福州，仍然到洋中街道医院求治。
医院里有一个天生五体不全的医生。他每说半句话，就要像拨浪鼓一样地摇摇头，裂裂嘴，斜斜眼；而且，手也抖抖，脚也颤颤。但他的医术特高明，有满墙壁的锦旗和感谢信为证。
她看了看金春的胸部，捏了捏乳房的肿块，就眯起眼，念起处方来。药方由他的儿子执笔，也由他的儿子取药配药。他的儿子二十四岁，生得眉清目秀。因为他潜心学医且医术高超，自然有秀气贤惠的女子与他结为夫妻，生下的儿子也有模有样。他正在一心一意培养他的儿子继承他的医术。
我们取了他的中药和膏药，服用、敷贴后，病情迅速好转。在舅父家留宿两晚，即回沙县。我们也不管南方哺乳妇女不能吃油腻食物的禁忌，星期日跑十多公里，去青州纸厂的食品部购买了几斤猪蹄，吃了两三次后，金春的乳房肿块也消了，奶水也出来了。真是皆大欢喜。
华儿已经三四个月了。娘儿俩都没有户口，也没有公价的粮食供应。三口之家，只有我每月40斤的口粮。我们必须去向农民偷偷摸摸地购买余粮。
这天一大早，我就到几里路外的自然村去。那时正值夏收夏种农忙时节，村里的青壮年都下地去了，家里只有妇女和老人。我向他们买了六十斤大米，分作两头，挑起来并不重。
我顺着斜坡，登上一级级土石相间的台阶，上到坡顶，到了山腰的小平道上。总共走了还不到半里路，突然感到胸闷不适。我放下担子，咳嗽起来，随即吐出一口稀痰，痰中带有一些血丝。我顿时感到四肢无力，支撑不住。我坐在土坎上，歇息一会儿。我觉得，这是1963年打鱼网线时所得的病发作了。我当机立断，扔下担子（这时候的山路根本没有过路的行人），空手返回村子里去。想寻个挑工，帮忙将我的大米挑回家。
大嫂听了我的说明，无奈地说，她一个人要在家里喂猪、养鸡，还要做饭，给男人送到田头去。家里只有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再没有可以受雇的人了。
我在他们的饭桌前坐了很久，犹豫不决。喝了大嫂沏的青草凉茶，虽然已经觉得没有什么病兆了，但我还是不敢贸然自行回去。
老爷爷说，他是农家出生，挑这一点大米走十来里山路不在话下。他愿意送我回家。大嫂也说，老人能挣几角零用钱也是不错的。没有其他办法。虽然我觉得，一个二十多岁的后生，竟然雇用六十多岁的老大爷作挑工，心里过意不去，找不到合适的，也只好如此了。
当我们回到家里，金春抱着孩子迎上来，心里感到狐疑：怎么叫一个老人当挑夫呢？听了我的说明之后，给了老人六角工钱。老人立即要走。我们中午打算煮粉干，留他吃了午饭再走，老人不肯留下，只好作罢。
我们一起去找小刘医生。她建议我请假两三天，去福州肺结核医院作检查。两天后，我回来了，带回检验报告单和雷米封之类强杀伤性的药片。检查结果是“浸润型肺结核”。
这是一种“富贵病”，既不能过于操劳，又要经常吃好的。我们听了刘医生的建议，注意劳逸结合，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高兴时就去上工，稍有不适就在家休息，病假证明到月底一次性开给。这是刘医生对我的特殊照顾。当时我们基建队是按劳取酬，根据每月开挖的土石方量验收计资，十分工每天达三元多、四元左右；而在家休病假，每天只有一元多。因此，我每月只要出工十来天，也可得到六十多元的收入，不太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小小的雷米封杀伤性大，又要每日三餐吃一片，既麻烦又容易忘记，干脆不用。我坚持每日早餐前食用两粒鸭蛋包，就是在清水烧开后，磕入两个囫囵蛋，煮熟后，加入适量白糖，和汤食用。这样连续三个月后，到福州复查，病灶竟然钙化了。
此后，我多注意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