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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看清我是谁，我就将信递给他，溜走了。自然是没有回音，永远也不会得到他的答复。
2
两个月后，我们三班的工地往里延伸，住处也迁移到临近青州纸厂桥头、铁路线旁边的一座闲置的民房里。三开间的民房让我们整修一番，变得十分合适。左开间打十几张床；右开间隔成三个单间，第一间为总务兼保管间，第二间作我们的仓库，第三间门向北开，作女工小郭的寝室（虽然她丈夫不在我们班组）；在小郭寝室的门前，搭上雨盖，支两口大灶，作为班组的伙房。小郭夫妇的小灶也支在这里。正厅打六张床，我就在正厅安歇。正厅以北、与伙房平行的是天井，便于采光。
小郭和她的丈夫老赵喜得贵子。小家伙虎头虎脑的，很逗人喜爱。小郭产假期间，从山东老家，将老赵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来，给嫂子看孩子，兼做一些家务活。
休息日，小郭在家，小赵有机会和我一起上山去拾榛子，就是一种很小的野生栗子。我把拾来的榛子都交给小赵，由她煮熟了，分给大家吃。小赵另外给我留了一小包，用她的小手帕包着，带在身上。那天，她和哥哥嫂嫂、我们大家一起去青州造纸厂毛竹搭盖的临时礼堂看电影。她找机会把榛子塞在我的怀里。
青州造纸厂是前苏联斯大林手里，援建我们中国的163项大型项目之一，完全是按照国家级企业来筹建的。1956年动工，已经建了部分车间、连接青州火车站的专用铁路、青州铁路桥及三陵柱形的塔式招待所，和一些前期的造纸设备。1959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肆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祸及对中国的援建项目。将所有苏联专家都撤走，项目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我国因此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又遭受一次大劫难，独自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1965年，在经过几年的阵痛之后，我国自行设计的复建方案推出，青州造纸厂重新上马。一批工程队又在工地活跃起来。其中就有小萧儿时的玩伴，他未来的小舅子潘威也在内。
小萧已经不和我同一班组，但他经常去青州造纸厂，都要路过我们住处。给我们带来纸厂最新的文化活动信息。这一天周日去看慰问演出，也是小萧送来的消息。
山东是老根据地，经济不发达，群众的生活比较苦。据说在一次中央木材调剂会上，山东提出，中央分配的木材不够用。我们福建的叶飞则说，我们有的是木材，只是缺少人手去砍伐。双方因此达成协议，中央除按计划拨给山东的木材外，由福建另行支援若干。这部分木材，则由山东出人，来帮助福建砍伐。于是就有了一大批山东农民背井离乡来到福建山区。沙县等地为此筹建了若干大型的伐木场，老赵他们都是1958年前后来到福建的采伐工。
小赵正名叫田凤，是老赵的继母所生。她还有一个姐姐，和老赵是同胞手足。
小赵除了看孩子、做家务以外，都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去。我自从收了她的礼物之后，心里燃起对她的同情。据说，她的生母在赵家地位不太好，因此小赵来这里并不十分情愿。虽然她才十七岁，也想早日寻个能够和自己合心合意的人，过上一辈子。这样，我们就有了共同的心愿。
这一天，我身子有点不舒服，请假休息在家。工棚里除我和小赵以外，再无旁人。她抱着侄儿，到我的床上来玩，不经意被小侄儿拉下一泡屎。她十分紧张，脸色都变青了，怕我责备她。但我根本没有责备她的意念。我帮她扶着侄儿，由她来收拾秽物。她给孩子换了裤子，又用湿布擦拭了我的草席，一切恢复如初。我说：
“你紧张什么？谁不会有孩子，哪家的孩子不会弄脏床铺呢！”
她给了我深情的一瞥，让我感到由衷的温馨。
这段时间我的心情特别地好，一有空就练习唱歌。那时候练歌没有辅助设备，没有收音机、录放音机、VCD，只能看着歌谱，一句一句地练熟，然后再配上歌词。当时流行的歌曲也不少，都是纯情的，曲调优美、豪情奔放。如马玉涛演唱的《马儿啊，你慢些走》、《洪湖水，浪打浪》、《红珊瑚》、《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刘三姐》、《红岩》等等。我练了一首新歌，就在工地上，边挑土边背诵歌词，慢慢积累下来，会唱的歌越来越多。因此，我一上工，工地里就热闹了。我是从出工唱到收工，口也不干，人也不累。简直成了基建队不费电的功放设备。哪一天在工地上听不到我的歌声，一定是我这台“设备”出故障了。第二天必有人问我：“为什么昨天没有来？”
我虽然不是正式的记工员，在月底结帐的时候，班长却叫我去结算工资。因为我的手头比较麻利。我最怕返工，所以特别认真细致。我取来每月的工程结算单后，从累计工分、工分单价、每人应得，到制成工资表，一次性完成，只须半天时间，而别人要开二到三天的杂工。
这个月，我做好工资表，到青州山顶指挥部找林会计核对。这个山漈来的会计十分了得，他能双手打算盘。工资表交给他，他两只手拨拉两台算盘，十多分钟后，只要两台算盘上的数据相同，就算准确了。我的工资表核对完，已是午饭时间，去出纳小杨会计处领款是下午的事了。这时我路过三个单身女工的宿舍，就是总务老武住处以西的第三间。那里住着簇琴、小杨和小李。这一天两个上沙县去了，只有小李在。
小李出来迎接我，招呼我进屋里坐坐，我就顺水推舟进了屋。小李随手把门栓闩上。
小李是老李妻子前夫的女儿。老李黑黑瘦瘦，高高的个儿，虽然早年在支前民工队伍中入了党，却一直没有娶到媳妇。1958年来福建以后，攒了一点钱，才娶了这个寡妇——小李的母亲。他们在沙县火车站附近的林业家属区也分有住房。上工时，老李住在大工棚里。
小李让我坐在她的床边，没话找话地跟我闲扯：
“俺送几样礼物给你吧！”
我对她本没有好印象：瘦瘦小小的个子、窄窄的脸，两只不大的眼睛，鼻子还有点尖。对她的礼物我不感兴趣。她给一件，我放一件，都放在我座位的旁边。所谓礼物，都是一些钥匙挂、小手巾和她自己的照片之类。那是夏天，我只穿着裤衩，没有口袋。心里也不打算要她的礼物。
“你去过南平吗？”她问我。
我摇摇头。
“要不，下个周日，我们一起去南平玩玩？”
“再说吧。”
“俺再送你一样礼物吧！”
“什么礼物？”我心想，她小荷包里的宝贝都掏尽了，还能有什么可送的？
“俺送你一个大活人吧！”说着就把身子靠上来。我赶紧立起身，躲避到对面簇琴的床边去。
常言道：年青男女、干柴烈火，又关紧房门，能不出事吗？
可是我并不这样想。我想，男女婚姻是终生大事，作了决定的事，就要负责一辈子。不能图一时的痛快，留下终生的悔恨。何况我对她并没有好印象。
不知道是谁报的信，老李和两三个山东大汉来到门外，砰砰砰地直敲门。
“开门，开门！”
我立即起来，急步走到门边，打开门栓，拦在门口。
“什么事？”
“我不问你。宗兰，你给我出来！”这是继父老李的训斥声。他手里操起一张小板凳，是从门前临时搭盖的小厨房取来的，就要砸进来。
我伸手挡住板凳，声调高昂激越：
“为什么打人？”
“我要揍我的女儿，不干你的事。”
“不行！”
“那就揍你！”
“凭什么？”
“你一男一女在房间里，闩上门干什么？”旁边一个人插嘴。
这时我发现一个矮小的身影，就是在沙县家属区告密失利的那一个。他以为这次正好被他逮了个正着，他似乎就要立功了。只见他在老李身边蹿蹿掇掇，老李屈下身来，听他耳语。老李一时火冒三丈：
“小胡，你这个臭小子，共产党枪毙你！”
小李不敢出来，而我又在房门口。一会儿，我见这几个大汉没有大的动作，就离开了。围观的人也一哄而散。
下午领了班组的工资，顺着铁道，到住地去分发。大约四点多钟，出纳小杨会计领着两个“保镖”，急匆匆赶来，一进门就问：
“小胡，你班组的工资发完没有？”
“还没有。”
“我来帮你。”
我觉得奇怪，过去发工资，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今天杨出纳会特地赶来插手？事后才知道，出纳发现现金缺口一千元，不知道错在哪里；再加中午发生那件不愉快的事情，有人怀疑说：这一千元肯定错在小胡手里，他又领了全班三千多元工资，正好卷款出逃。
杨出纳帮我发了大部分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