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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们农场最近的村子,也要走三四里路。我们买一包卷烟、一盒火柴、一支蜡烛,都要到这个村子去。每月发了补贴费,三五成群地往小村子跑,没过一个星期,补贴费就花得光光了。起先,场里还供应我们电灯,灯泡坏了也给调换。后来交不起电费,就要我们自己买蜡烛了。
有人买了一些需要煮食的食物,就在住房的走廊里,靠墙边用三块石头,支个“灶”,用搪瓷面盆作锅,烟烧火燎地把个粉刷的墙熏成灰黑色。书记、场长从来没来过问我们的疾苦,倒是会计来看过一回,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似的走了。
开荒结束了。县里再没有拨款下来。荒地开得效果如何,只有天知、地知、我们自己知道。现在开始统统下田。我们必须学会各种农活,然后按劳评给工分,从农作物的收成中折价计给工资,以后就要靠种地谋生了。
有人扛着锄头、砍刀(劈田埂草的大刀),高高举起,甚至故意把它弄坏,借着修理,延时度日地磨洋工,口里还高喊着:“中国制造,中国制造!”
两年补贴期又满了,伙食费也要自己交了。一些大龄青年开始找书记、场长理论。但是他们各自在县城的家又打听不到。在场里等待,他们又不常来“上班”,有人干脆在马路上干等。因为每天从县城经过农场去夏茂的班车只有一班,所以,你只要每天上午九点钟左右耐心等在路口,他就是插翅也难逃过,一下车就能逮个正着。
这一天,果然被我们“守株待兔”地等到了。
郭支书一下车,就被我们包围个水泄不通。大家把他簇拥到上二楼他的办公室去,逼他坐下谈判。你一言我一语,不知道听谁的好。
郭书记说:“你们一个一个地来,好不好?我好作笔记,将你们的要求向县里反映,尽量解决你们的困难。”
“说话算数?”不知谁冒出这么一句。
“算数!”郭书记斩钉截铁地说,“要不,我这个书记就不当了!”
“好!一言为定。但你必须答应我们两个条件:第一,让县劳动局给我们另行安排工作;第二,在未另排工作之前,我们所用的伙食一律报销。”
这两个谈判条件,不知是谁拟定的,总之,我没参加。
“行,行,行!”郭书记不知用的是缓兵之计,还是金蝉脱壳之计,他答应得过于干脆,倒使我们有些担心。
和郭书记搭档的场长姓张。他们的前任都已调离,就是去福州接我们的陈书记他们。张场长是退伍军人,浙江人。夫妻俩住在办公楼的楼下左边第一二两间。妻子还穿着部队的老棉袄,正在呵护他们的第一个小宝宝。我可喜欢这个小宝宝了,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一逗一笑。每次我路过那里,都要将他从轿椅子里提出来,抱着转上几圈。他们夫妻俩很好接近。所以,我总喜欢到他们的家里坐坐。是“老乡见老乡”也罢,“他乡遇故知”也罢,总之,我们在一起坐下,就会有话可说。从我们的闲谈中,知道嫂夫人本来也有正当的工作,只因怀有身孕,张场长怕她累着,让她“下了岗”,在家“相夫教子”。
不要光说不安心工作的,安心的也有。那就是林远溪。他四十多岁了,还未娶妻,五官不怎么配搭,又加上带有皮肤病,脑壳上半秃不秃的头发,不怎么招人喜欢。他也不爱和我们合群。不过,他倒是经常往老职工的住区跑。其中有一家人是湖北籍。老湖北很晚结婚,六十多岁了,才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儿。老湖北的女儿虽不经化妆,倒也“浓妆淡抹总相宜”。她每天早上系一条掩胸的吊带围裙,赶着二百来只鸭子,从我们住区旁的大道出去,傍晚再经此道返回,每天都能和我们见面两次。她平日不苟言笑,久而久之,见了面也会裂裂嘴,算是向我们打了招呼。
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有这么一根嫩枝可以攀附哩!倒是远溪“先生”与老湖北达成了协议,愿意做老丈人的上门女婿,将来为老人养老送终。当我们捧着远溪分给的喜糖时,真正是大出意料。
2
农场的背后有一条小溪。赤着脚丫,行走在光滑且沾有淤泥的鹅卵石上,要十分地小心翼翼,否则就会摔个仰巴叉。有人差一点失足,大家赶紧手挽手地互相帮携着走。这里虽然不是旅游景区,但我们都有一种完完全全回归自然的感觉。这是在任何景点都感觉不到的。趟过清澈见底的小溪,走过一段穿林的小路,就到了漈口,那里有供销社的营业网点、分销处。早期上山的闽侯籍青年、省劳动模范陈奋祥,就在这里发迹。
每月发补贴费后的日子,我们都会成群结队地往周边的村子跑。到了农家,我们就地向农民购买蕃薯什么的,请大婶、大嫂帮我们煮熟,就地进餐。记得穿过富口附近的一个山峡,里面别有洞天,又是一大片的稻田和村落。有的农民专门加工大米粉,当然不是现在的个体户。他们都是为供销社代加工的农户。不过,我们向他们买一点现煮现吃,还是允许的。
北方农村时兴赶集,我们福建称作赶墟。墟日都按农历规定。各个集镇的墟日错开,无形中给一些人提供了专业赶墟的方便。
地里的活没兴趣干,有钱时就去富口赶墟,或者干脆进县城。我们到处跑跑颠颠,倒象是周游四方的徐霞客了。
有一次去富口赶墟,看见一个坐在麻袋上的瘫子。我们看他可怜,都给他面前的小盆子里投硬币。
集市的时间都不太长,一般到了下午两、三点,买卖双方都陆陆续续地走了,街上的人也稀少了。我们四五个从供销社的点心店出来,发现那个瘫子乞丐已经站立起来。他将麻袋叠好,夹在胳肢窝底下,残疾的腿脚也恢复正常。他刚要迈步往公路上走。正好被我们撞着了。我们交头接耳:原来是个骗子!我们一窝蜂拥到他跟前,吓唬他:
“喂,你好潇洒呀!刚才看在你缺胳膊断腿的,给了你许多钱。原来你是一个骗子,快把我们的钱交出来!”
假瘫子一愣怔,面如土色,立即抱拳,对我们赔不是:
“对不起,大哥、兄弟,小人出于无奈,只为糊口。我就将钱还给你们……”
“滚吧!我们不想再见到你。你这个骗子!”
假瘫子象罪犯得到特赦令,飞快地跑走了。
漈口供销社的陈奋祥还真是个有心人,到了我们发补贴费的日子,他们两三个人就撑着一条船,将两担日用品、零食,运到农场来。场里将办公楼二楼的两间空房借给他们,作为临时销售点,给我们提供了大大的方便。真是从吃的、到用的,应有尽有。这使我想起那首《货郎歌》:
打起鼓来,
敲起锣儿,
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车上的东西实在好啊!
…………
陈奋祥后来当上西霞供销社的主任。1980年我有事去西霞的时候,他已经是西霞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了。
农场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既没有图书室,也没有人组织开展文体活动。半年几个月的租一场电影,杯水车薪,难解我们的饥渴。不少人回流到福州,做无业游民。一个跑到古岭等深山峡谷去捉涧蛙(福州方言叫葛冻);有一次被毒蛇咬伤,几乎丢了性命。听人说葛冻和毒蛇是远亲。它们相互依赖、共存共荣。所以捕捉葛冻之前,都要备好蛇药。最好用细长竹竿先探探岩洞,让毒蛇逃走后再下手。
离我们六公里处的官庄劳教农场,经常有部队的电影放映队来放电影。每月两次,每次两个片子。一听说官庄来了电影队,我们就抓紧时间吃晚饭,成群结队前
往,并预先备好夜宵、干粮。否则在电影散场,再步行40分钟,回到农场,饥肠辘辘,如何能熬到天明?
琅口良种场来了一位福州蚕桑学校的蓝老师,正在培训养蚕技术。郭书记让我带着笔记本和行李、伙食费,去参加培训。将来农场如果开发这个项目,要我担当起责任。
到了良种场,报了到,安排好食宿。我立即投入进去。大概是实验吧,良种场的养蚕规模并不大。养蚕室只有一个房间,大约20平方米。东西墙各设一排层架,中间南北向也设一排层架。留下房门的进口和向南的窗户。每架设四层,都用直径70厘米左右的平箩,盛着大小不同蚕龄的蚕宝宝。喂养的桑叶也老嫩不同。清晨,我们到后山的一片桑林里采桑叶,然后给吃食一夜的蚕宝宝除沙,增添新叶。我们必须认真观察蚕宝宝的整个生长过程,注意可能发生的病害……等等。我并没有等到第一批蚕的吐丝、结茧,就回去了。
在良种场的半个月过得真快。因为心情好,时间就特别短促。
和我们一起学习的有当地的略有文化的大嫂和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