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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那一天，几挂鞭炮响过之后，游艺室开放了。借书的借书，借棋类的借棋类，有在那里现看连环画的，十分热闹。此后，游艺室按规定在星期六下午半天和星期日全天开放；其余为周一、三、五的晚上七至九点，让学生到这里来借书、还书。
教养院还发动同学，以班级的名义，给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不久，我们就收到志愿军叔叔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来信的字，写得十分秀气。一定是一位文化很高的叔叔写的。从他的字里行间，能够体会到他对我们的无限关爱。昭英老师挑选了几封，在黑板报上刊登。
看到六年级同学玩一种叫“国头国仔”的游戏，很感兴趣。到了六年级，我们也学着用旧课本和作业本，折叠糊成 128开、如扑克牌一样大小的纸牌。选一些常见的国家，取一张作为“国头”，写上它的首都和四个重要城市的名字；再取四张牌，分别写上该国的这四个重要城市的名字。游戏开始，将牌洗乱，参加者轮流取满12张牌。然后决定谁先叫牌。凡手中据有“国头”的，可以呼叫该国的城市名，也就是“国仔”，手里有“国仔”的，应该将牌放出来，交给据有“过头”的。被叫出牌的一方应将不足的牌补足。这样轮流叫牌，最后确定，谁拥有最多“国家”的得胜。
“国头国仔”游戏的发明者是谁，无从查考，但它对学习地理知识确有帮助。特录于此。
1954年初夏，六年级下学期即将结束了。舅父接到儿童教养院的通知，到院里来了。有同学告诉我，说我舅父来了，我根本不相信。当我到办公楼的会客室时，舅父和教导员已经谈了很久了。我一声“报告”，得到教导员应许，进到屋里。教导员指着一张沙发，让我坐下。继续他们的话题。大意是：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期，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因此要实行增产节约的有力措施，精减压缩孤儿院等慈善事业的开支，也是措施之一。现在我小学即将毕业了，希望我唯一的亲人——舅父，能够将我领回去。继续升学或学手艺，政府都不会撒手不管，仍然会给适当帮助的。
他对舅父说：“你现在也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建设国家，人人有责。希望你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我们儿童教养院在七月一日前放暑假，你可以在七月一日至十五日这段时间，前来办理你外甥的领养手续。
舅父的织布生意破产后，经人介绍，进入福州造纸厂。他年轻时学过的钳工手艺，正好派上用场，被推荐到机械制浆车间作机械维修工。舅父当了工人以后，对工作认真负责，得到领导的器重。在文艺活动方面，也很热心。他喜欢自编自演福州评话，将先进人物的事迹，在文艺会演中演出。他不但在厂区各车间之间表演，还参加厂际之间的交流，到港头工人俱乐部去演出。据说，他还向车间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呢！
有着以上这些因素，舅父爽快地答应了教导员的要求。在七月二日，到孤儿院办理了一应手续，将我领回了家。
以后的命运如何？有升学再造的机会等着我吗？请看第五章《金兰姐弟》。
第五章金兰姐弟
胡振铎考取福州第八中学。此时舅父不再经营织布作坊，改租地种菜了。当然，他得一边读书、一边挑水浇菜、卖菜。
一个孤儿，在学校享受免交学杂费、助学金，得到政府和老师的关怀。又结识了一个助人为乐的姐姐，使中学的生活丰富多彩。这其间，经历了1955年蒋帮对福州的大轰炸，目睹达道路繁华街区在顷刻之间夷为废墟。学校上课时间改为早晚两个时段，以避免人员的过度集中，减少危险。福建空军基地完善后，蒋帮飞机被堵截在沿海地带，福州平静了。学校恢复正常上课时间。
为了表达对前线解放军的感谢，学校发动同学给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胡振铎在姐姐的家里做作业（因为舅父家用不起电灯），想起给毛主席写信，得到姐姐的支持。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办公室代表毛主席他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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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孤儿院两年之后，回到舅父家里。舅父家的成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91岁的祖奶奶去世了。姨姨也出嫁了。嫁给正对门的做伞骨的师傅。姨父也是自幼失去父母的孤儿，单身一人。他为人忠诚老实，是谁牵的红线，只有大人知道。
姨姨结婚那一天，舅父为我向孤儿院请了一天的假。让我回来给姨姨做“小舅子”。随着迎亲的唢呐、十番队伍，到拐角处姨丈的远房亲戚家里，迎娶新娘。权当那是姨姨的婆家。三亲六眷忙忙碌碌，中午在舅父家吃了便饭，接着操持晚宴。
如今的“小舅子”都有红包。红包的份量，从三五十元，涨到三五百元，甚至三、五千元。所以，没有“小舅子”的，就找自家的儿孙充任，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小舅子”。为的是不让红包肥水外流。当时那个年代，有没有红包，我不知道。即使有，对我也没用。只有九泉之下的舅父、舅母知道了。
午饭过后，我睡得昏昏晕晕，一次又一次想起来，又睡过去，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我急着要赶回孤儿院去，大人也不再留我，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再说，从横街步行走到下渡周厝巷，至少也要三个多小时。晚了怕赶不上吃晚饭，大人也没给我乘车的车费。
真正离开孤儿院，回到舅父家里并不惬意。舅父每个月56元固定工资，要负担全家七口，不太容易。后来联系租赁了达尝堂近二亩的废弃房宅地，垦荒种菜。我还在孤儿院的时候，大礼拜回来，也参加了垦荒。
说是垦荒，并非开垦腐熟的土地，而是从成堆成堆的瓦砾中，寻找那被遗忘的熟土。我回到家时，还有一小半的荒地没开出来。每天除了三点半起来，到园内的小池塘担水浇菜以外，就是继续开垦荒地。舅母用山锄开挖，每刨四五下，就要蹲下来，拣拾瓦砾。这样，一米宽、十二、三米长的菜畦，至少要四五天才能开好。可见它的不易。
达尝堂是富裕之家，对这片废弃地并不在意。到年底，去送租金的时候，我也跟了去。他们仅象征性地收了我们二十元人民币。这区区二十元，对他们如九牛一毛，可有可无。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承诺，一种应许，一种获得垦荒种植的契约和权利。
上午垦荒，到九、十点钟的时候，舅母会给我五分钱，让我去铸鐤湾买油炸芋粿。好大的一块，娘儿俩一人一半，足够充饥，可以干到十一点左右再回家。
我当时才十二岁，挑水的水桶是烂了底、经修桶师傅整修过的，比正常的水桶短了一截，打满水也只有七八十斤。孤儿院回来正值暑期、夏天，小池塘里的水渐渐干涸了，涌出来的泉水不够用，我们要到园北角去打井水。对于娇嫩的小白菜来说，清晨、傍晚给它浇灌清凉的井水，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可以防止它因闷热而滋生蚜虫。但是，那么大的菜园子，每天要浇灌百十担井水，就十分劳累了。
我也帮助舅母掐空心菜或甘蓝菜。因为不知从哪里下手，常常遭到舅母的唠叨。还是那一句：“吃大猪的料，叫小猪的声音”。这句话一直闷在我的心里。到了星期日那一天，我对舅母说，让我去孤儿院玩一天。舅母答应了。
那一天，卖完了早市菜，吃完早饭，我去了孤儿院。在孤儿院吃过午饭，又吃过晚饭，其间与伙伴们玩得很开心。天色渐渐黑了，却没有回舅母家的意思。孤儿院里已经没有我睡觉的床位，我踟踟蹰蹰地到了昭英老师的房门口，眼里流着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昭英老师问明情由，将我送到办公室，交给教导员。
教导员和颜悦色地开导我：“你刚刚回去，总会不习惯的，过一阵子就好了。况且，我们孤儿院没有设立初中部，也没有工厂什么的，可以让你学手艺。你现在还很小，应该回到舅父家去，复习功课，考上中学，继续学习。我们已经跟你的舅父说过了，以后有什么困难，政府还会帮助你们的。你舅父也向我们做了保证，今后一定好好待你。你放心吧！”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有沉默。教导员扶着我的肩膀，继续说：
“那就这么办吧！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派一个员工送你回家，就让李叔叔送送你吧！”
他转身呼唤李叔叔，李叔叔来了。教导员对他说：
“小李，天黑了，你送胡振铎回家吧！看他家里人有什么说法。你就多劝劝他们。”
“行，走吧。”李叔叔拥着我，走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