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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跟舅母的娘家借了一些本钱，到温州去做生意。据说那里的皮蛋很便宜，一角钱可以收购四五个。运到福州来，一个可以卖到八分钱。除去盘缠、运费，还有二三成的赚头。舅父去了一个多月，来信说是就要回家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想必吴老板赚了大钱，苦景不再了。
在舅父还未到家之前，家里来了一位年轻姑娘，问清了谁是老板娘之后，见到舅母的面就喊“大姐”。舅母被她叫得一头雾水，不知怎么回事。舅母听不懂温州腔的普通话，只好请玉英姆做翻译。玉英姆虽然也不太懂，两代人指手画脚的沟通了半天，总算有了一些眉目。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这姑娘今年十六岁，没有父母。舅父在温州旅社结识的。舅父在外面做生意，西装革履，虽然快要四十岁了，依然风度翩翩。姑娘在帮忙生意中已然委身于他，做成了露水夫妻。舅父年轻时也做过中亭街吴氏棉麻行的公子。现在只不过是时运不济，要不然娶她三妻四妾也不为过。如今这女子虽不是十分姿色，却比发妻滋润得多，毕竟她只有他们一半的年龄呀！
小姑娘自己愿意做小，舅父就把她带回福州来了。舅父自己先躲在旅社里，让大胆的小妾先回家作个“火力侦察”。要是舅母不怎么反对，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凯旋回府了。
看着、听着玉英姆和姑娘谈了好一阵子，终于不谈了。舅母急忙过来问：
“玉英姐，到底怎么回事？”
“噢，是老板认识的一位朋友，做生意的。”玉英姆含糊其词地答道。
“不会是死老头子娶来的小老婆吧？”
舅母的猜测自然没有错。这是已婚女人聪慧的本性。但她毕竟听不懂普通话，心里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过，给这娘们儿一个下马威，还是必要的。她抢过姑娘手里的小藤箱，摔出大门外，对着门外围观的人群，大声说：
“别做梦了！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我们吴家不会收留你的。快去告诉我家那个死鬼，叫他快快回来。老娘要找他算帐，晚了，就别想进门！”
玉英姆望望门外围观的人群，推出矮门，对大家说：
“快去，快去，有什么好看的？”她伸手带进矮门。还有好事的人，从当中那扇雕花栅栏的空隙往里窥视。想看看、听听事情发展的经过和结局。
玉英姆拉着姑娘细嫩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姑娘，你年纪轻轻，还是另寻婆家吧！吴老板拉家带口的，已经是一大家子了。再说家境也不好，你留在这里也不会有好处的。还是走吧！”
姑娘点点头，玉英姆拉开门，拾起撒在地上的三两件衣物，交给她。姑娘也没要回小藤箱，向玉英姆道了谢，径直向着十橺角的方向，走了。
说实话，十六岁的姑娘只是嫩了点，要和舅母年轻时相比，还稍逊一筹。十几年的风霜雪雨，多俊的小姑娘也会熬成黄脸婆。舅母便是其中的一个。
当天下午，舅父西装革履闪亮登场了。舅母象一头被人侵占了领地的雄狮，直冲大门口，将舅父推出门外。
“好你个吴老板！我娘家借钱给你，就是让你去游山玩水，风流快活？你撇开我们母子，要返老还童做神仙了？没门！门儿都没有！你给我滚，滚！从此不要回来。那小娘们儿在旅馆里等着你呢！去吧，去吧！”舅母说着就要掩门。舅父知道事态闹大了，拿出看家本领嘻笑着，一边使劲顶住门不让掩上；一边侧身往里挤，挤进门再说。
舅母掩门的手一软，骂一句：“你这煮熟的狗头！”放开手，匆匆上了楼，将房间的门关上。
舅父进了伙房，拿起绞纱的破竹管，随舅母上楼。他推不开门，就伸手从窗洞进去拉门闩。他走到床边，一边敲自己的脑袋，一边骂自己：
“我浑蛋，我下流，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我把竹管交给你，你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今天你就是打死我，我也无怨无悔。哪！竹管给你。”接着是一阵劈劈啪啪的响声，后来就“雨过天晴”了。只是苦了那个举目无亲的小姑娘，从浙江温州，几千里路程，只身来到福州。没有人收留，以后的路，又该怎么走？
5
这一天的上午，课间操后，同学们在礼堂集合。前台摆着一块黑板，上面抄写着一首《队旗歌》，由音乐老师教唱。我那时还不是中国少年儿童队队员，也一起跟着唱。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
星星和火把指明前程，
和平的风吹动了旗帜，
招呼我们走向幸福的人生。
我们手牵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永远跟着毛泽东。
永远跟着毛泽东！
快乐的歌声响彻天空，
红领巾在胸前飘动，
准备着，准备，时刻准备，
做一个建设祖国的先锋。
我们手牵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永远跟着毛泽东。
永远跟着毛泽东！
歌曲教完之后，由校长和教导主任讲话。讲话指出：美帝国主义趁着我们国家刚刚建立，疯狂发动了侵略朝鲜、染指中国的战争。并且武装日本、霸占台湾，企图破坏我们百姓的安定生活，扼杀新中国。我们坚决不能答应。
现在，我们要为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大家顺序排队，踊跃主动签名。为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增加一份勇气和信心。接着，学生们按班级顺序；分批到讲台前，在和平签名书上签上自己庄严的一名。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右手无名指与小指之间生了一个疔，慢慢流脓溃烂成一个洞。家里没钱给我医治。我不但坚持上学，还要坚持纺纱。一直到右手不能动弹，才停止纺纱。许校长替我向防疫站申请，开了证明，让我每天到街道医疗站去免费医治、换药。大约有半个多月，才完全痊愈。这其间，我右臂吊在三角带里，吃饭靠左手用汤匙入口。暑假的时候，校长又介绍我到防疫站去，参加消毒工作。阿姨、叔叔将药罐装好药，打足气，然后帮我背在背上。到了居民家里，我只要打开开关，对准明沟、隐蔽处，喷药就行了。这样一天下来，干六、七个小时，可得八角钱。那一年暑假，我干了十几天，收入了十来元，都交给了舅母。
到了四年级下学期，有一天，许校长找个同学，把我叫到她的寝室兼办公室去。我来到她的房间，家具很简单，主要是墙壁上的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画像十分突出。听同学说，她终身不嫁，将父亲的资助和自己的积蓄，买了这块地，建了学校，投身教育事业。她没有孩子，将三百多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女。四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
许校长尖尖的鼻子，高高瘦瘦的身材，看见孩子就喜欢抚摸他们的头。
许校长把我叫到她跟前，象祖母关爱孙子一样地抚摸我的头，说：
“显欠仔①，显欠仔，我这里有一张市政府的批条，你拿回去交给你舅母。凭条可以到市政府领取四万元的困难补助金。”许校长将批条交给我，再三嘱咐“小心收好，别弄丢了，回去立即交给你舅母。”
我中午回家，立即将条子交给舅母。舅母拿着条子问玉英姆，毕竟她能识几个字。舅母向邻居打听了去市政府的路途，第二天就领我去鼓西路。
第二天清晨，舅母和我步行进城。当时福州城区较小，南门兜到鼓楼之间算是城区；南门兜以南至大桥，称为南台；大桥再以南叫仓山。
我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到了市政府门口，向守卫的解放军请问，找到财政科。财政科的叔叔要我们去刻一枚私章。好在刻私章的工艺人就在市政府门口对面的人行道上设摊。我们又到大门口，花五百元，刻了我此生中的第一枚私章，领到了补助款。
舅母十分高兴，满面春风地拉着我的手，脚步也轻盈了许多。
我们回到大门口，往回走，到了十字路口，被烤红薯的香味吸引住了。舅母买了两个半大不小的烤红薯，一人一个。这时候大约九点多，正是半晌进点心的时候，嚼着烤得微黄不焦的薯皮，吃着蓬松略烫的果肉，心里惬意极了。舅母余兴未尽，招来一辆人力车，说好价钱，将我们母子一直拉到家门口。自从父亲离开我们，这恐怕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充当阔佬了。
到了期末考试的前一天，老校长又派人把我找去。到了她的办公室，她依旧把我拉在身边，双眼从深度眼镜的圈圈中望着我，仿佛在和我作依依不舍的告别。她用那双枯干而又满是皱纹的手，习惯地抚摸我的头。
“显欠仔，显欠仔，今天叫你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和你商量，”许校长那张虽然干瘦的脸，充满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