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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乔治·威尔把治国方略比喻成拯救灵魂的才能并不过分。社会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起一种能够全面培养人性的社会秩序，包括理智、良知、自我、个性、创造性、判断力以及改造世界、实现人生价值的能力。这就是社会应该发挥的最根本的作用，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最根本的标准。社会绝不仅仅包括捍卫自由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了能够启发和培养全人类的无形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
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个人，个人完全是由物质力量创造的。根据这种理论，个人是如此的被动和渺小，其存在的意义、尊严甚至个性也就被抹灭掉了。自由主义实际上忽视了或故意贬低了社会政策的应有目标，即提升人类的精神。这样一来，个人就如同玉米或苜蓿，只要有点阳光、雨水和氮素就可以自生自灭，而不再是拥有灵魂的人。
个性并不是独立于环境之外的。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指出的：人人都是所处时代和地域的产物。但是个人对环境的影响决不亚于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个人通过创造性地作用于环境，不仅改变了环境，使之变得符合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最终塑造了自己。
与个人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观点认为个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保守主义观点还认为，能够精确地判断得失的有理智的人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长期艰苦卓绝的文化发展的产物。保守主义者因此也难以回答社会究竟应该具有什么作用。
文化的力量婚姻就是苦难
但实际上，人们克制自己的进攻性、结婚生子、抚育后代、预测未来、理智地判断得失，或者通过工作来改善自己的境遇等行为都不是天性。所以，我们在考虑用经济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有人宁愿偷盗而不愿工作，或者宁愿做单身母亲而不愿结婚之前，不妨先从反面研究一下这些问题：社会是怎样培养出自力更生、理智思考、结婚生子的人的？文化是怎样将好斗、感情用事、自我为中心等人类的天性变成理性、良知和责任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会把我们带到研究社会政策的人一直避免触及的下层阶级这个难题。困扰下层阶级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未能继承能够带来全面发展、文明和有个性的自我的文化遗产。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就被剥夺了基本的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正是唤醒并发展那些构成文明、为个人生活指明方向、赋予意义的良知、感情、信念、价值和思考的习惯等所必不可少的。其结果是他们缺乏推理、分析和判断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至于无法主宰世界。
下层阶级的一贫如洗应该归咎于被有钱人改变了的文化。呈现在下层阶级面前的新文化尽管披着仁慈的外衣，里面却是虚伪和堕落的，因此并不具有足够的教育能力。新文化向下层阶级传递的价值和理念都是错误的，不仅不能促进、反而妨碍了个人发展。新文化对下层阶级说：你们的婚姻就是苦难；如果不靠优待你们是不会成功的；你们的成败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令我们有钱人成功的价值对你们穷人并不适用而且只会压抑你们；你们自我毁灭的行为是你们的历史和所受到的压迫的合理合法的表现……看到学校被有钱人要求的种族自由给毁了、家庭被出于善意的福利给破坏了、生活的天地变成了野蛮的无政府状态——因为粉饰太平的开明司法根本无法维持秩序，你还会对那些下层阶级顽症已经病入膏肓而感到惊讶吗？
有钱人的文化在仁慈的名义下对穷人实行着不同的标准。尽管有钱人一直沉迷于某种反文化，但他们自己却依然坚持着一些重要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例如，工作、敬业、雄心、奋斗、竞争、远见等等。当有钱人尝试“文化革命”带来的个人解放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这些残留的资产阶级道德的保护。但是，当穷人被新文化蛊惑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类似的保护。有钱人为尝试性解放、吸毒或辍学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灾难性的，而穷人的代价却是万劫不复的。
只有用文化的力量才能解释下层阶级最富有戏剧化的一种异常现象：表明穷困这种社会顽症的所有指数有一天突然同时恶化。尽管保守主义的经济动因论（查尔斯·莫雷在颇有影响的《失去的家园》一书中称之为“失败的动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宁愿依赖福利或者犯罪也不从事低薪的工作，但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始于60年代中期的犯罪、依赖福利、非婚生子、辍学、不工作和吸毒等问题会突然在70年代一块儿冲上了云霄。它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会同时堕落到下层阶级，尽管导致他们失败的动因完全不同。实际上，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这么多失败的动因（如宽大的司法和慷慨的福利）呢？
答案是，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都是改变了我们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使人联想到权威、平等、正义、法律、优点、道德、贫穷、种族和社会秩序的伟大的文化变革造成的。换言之，并不仅仅是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变化造成了贫穷，罪魁祸首是导致这些变化、并向穷人传递了一套破坏性的新规范、新价值的“文化革命”。贫民区严峻的经济条件使得迈克尔·哈林顿、奥斯卡·刘易斯等早期作家提出了“文化贫穷”这一失败主义的论调。不管是不是这样，我却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精英文化或者主流文化，正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骚动向穷人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和具有自毁性质的价值观。
在美国，贫穷问题与种族问题密不可分。下层阶级主要是少数民族。大多数预测都认为下层阶级中60％左右是黑人、20％左右是拉丁裔人。大部分无家可归者也是少数民族。比如，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大约有89％的无家可归者是少数民族，在波特兰、俄勒冈等小城市里，大约有23％的无家可归者是少数民族。
有钱人创造的新文化对少数民族穷人，尤其对黑人穷人是非常残酷的。当民权运动在60年代刚刚成功地消除了机会面前的种族不平等的时候，那些认为黑人穷人应该抓住机会、勤奋工作、克己自律的主流价值观立刻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黑人穷人需要主流文化向他们提供支持和鼓励，这样才能真正地站起来并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主流文化却令他们失望。主流文化向穷人特别是向黑人灌输的不是责任和自立，而是告诉他们作为受害者，应该为他们的现状和未来负责的是社会而不是他们自己。
文化的力量婚姻就是苦难
除了最早的欧洲移民之外，美国所有的种族都发现融入主流文化是一件既困难又痛苦的事情。比爱尔兰人逃避的饥荒及政治迫害和犹太人逃避的大屠杀还要悲惨的是黑人所遭受的奴隶制度，这使得黑人在转变自身地位的问题上尤为不利。按照尼古拉斯·莱曼颇有争议的畅销书《允诺的土地》的说法，造成黑人问题的历史渊源不止一个：刻意让奴隶们忽视自立的奴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依赖性并导致形成芝加哥贫民区的下层阶级的祖先的佃农制度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长期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残余影响，例如，日积月累的怨恨，认为人是被偶发事件捉弄的玩物而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对企业精神的压制，关注来生得救而不是今生逐步改善的救世主义，拒绝一切白人规范、绝不妥协的黑人权利运动和因此在60年代所造成的新的种族隔离等等。尽管在六七十年代许多黑人在有利的文化遗产的帮助下离开了贫民区而成为了中产阶级，但是由于苦难历史的余毒和忽视主动性、没有毅力、不尊重教育等习性，黑人文化一直保持着一种无助于黑人发现和把握机会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本应坚定不移地确认传统主流价值，但是有钱人却拒绝向穷人和黑人肯定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观——工作不分贵贱都是值得尊敬的。每当有人指出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缺乏技能的人也可以从事的工作的时候，有钱人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嗤之以鼻，有谁会去干那些挣不到多少钱的快餐店厨子之类的下贱工作呢？甚至于像精明的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丁也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