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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有钱人为自己寻求的个人解放。50年代的时弊的确如同先锋派作家和喜剧演员所鞭笞的那样——压抑个性、循规蹈矩。有钱人渴望把自己从焦虑、沉闷和单调中解放出来。他们要求的是比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如《机构人》、《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孤独的人群》等）中的主人公们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这种渴望最终找到了两个划时代的表现形式。
一是性解放运动。通过广告、电影、流行音乐、电视等的传播，性解放彻底改变了各个阶层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家庭生活，大幅增加了离婚率、非婚生子和单身母亲。
二是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反文化运动认为传统资产阶级文化是病态的、压抑的和破坏性的；资产阶级文化中无论是以原罪、婚姻为基础的性道德，还是认为应该为了将来的成功而牺牲眼前快乐的理念都是错误的，都是一种社会病症；清醒、礼貌都是充满奴性和伪善的陈词滥调；勤勉刻苦代表的是物质主义价值体系；家庭生活只不过是上演高压政治和罪恶的另一个舞台；这种文化在一个天生就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里传了一代又一代；美国对越南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秩序杀人成性等等。
与此相反，反文化运动认为“各人管各人、各做各的事”、“表现你自己、做你想做的”、“做呗”——所有这些才代表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健康的和有意义的自我。这些语言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反文化运动最珍视的观点，即纯粹的自我是无罪的。这也是反文化运动宗师诺曼·布朗和赫伯特·马尔库塞所传播的带有心理分析性质的观点。
你如果认同上述观点，大可不必遵守工作、家庭、公民的种种纪律和束缚。抛弃它们其中的一项或者全部，塑造你自己的“另类生活方式”。这要比传统的生活更正确、更自我、更共产主义。踢开机械的理性，你就能将真理看得更清楚、更接近真正的自我，并到达一个变幻莫测的意念世界——管它是不是毒品造成的呢！
正如你不需要亲临单身酒吧就可以感受到性解放一样，你也不需要非参与公社生活才能体会反文化运动追求的个人解放。新闻界长篇累牍地宣传的与传统理念格格不入的观点在年轻人中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就打得传统价值观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而那些继续认同传统价值观的人反倒成了所谓的新的问题人群。
序言典型例子
由于反文化运动是属于当时年轻人的运动，它的影响延续至今。就像第一批太空时代的人今天都已经步入了中年，60年代的年轻人也已到了呼风唤雨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硅谷精英都会选择隐居，为什么时至今日好莱坞和华尔街还会充斥着可卡因的原因。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一个人20岁时形成的信念会终身留在他的世界观里。
“文化革命”将个人解放和政治解放捆绑在一起造成了怪异的影响。它升华了纯粹的自我，使心疼自己看上去并不算自私，反倒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追求个人解放的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负责任。有时他们制定的社会政策也能反映出这一特点。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典型例子。用专栏作家乔·克莱茵的话说，肯尼迪参议员的个人生活方式跟他的社会政策一样无可挑剔——都是只有权利而没有责任。
“文化革命”在它的两大努力方向上都造成了破坏性的结局，部分原因在于混淆了自私与公益的界限。尽管开展了民权运动和反贫穷战役，穷人旧的困苦并未结束。相反，新文化秩序却在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中造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新的贫穷。它使人感到震惊和沮丧；它似乎应该属于破烂不堪、愚昧落后的过去，而不是现代化的美国；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更是一种社会病症。本书认为，贫穷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顽症，都是因为有钱人发明的新文化——包括他们再造的理念体系、道德规范和相关机制，他们认可的、甚至称颂的行为等等——穷人一旦实行起来必将陷入难以自拔的贫困。比如，我们很难让居住在贫民区里的15岁左右的青少年避免怀孕，因为整个文化——从摇滚乐到时尚的香水广告到阳春白雪——都陶醉在性的快感之中。不要忘了，在艾滋病被发现之前，人们曾把性称为一种“休闲娱乐”。
更糟糕的是，在六七十年代，有钱人那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新文化摒弃了所有“过时的”资产阶级美德，使得传统上能够带来经济起色的行为和态度，包括享受在后、保持清醒、注重节俭、顽强勤奋等等，都失去了应有的尊重。社会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说过：“如果社会嘲笑那些能助你脱困的品德，那么你是很难摆脱贫穷的。”
我将在第六章至第八章里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新文化使穷人首先丧失了与命运抗争的责任感，从而压制了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力，最终阻碍了穷人的进步。新文化非但没有告诉穷人应该尽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反而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因为是黑人才成为了不公正社会的受害者，因此应该通过推动种族平等而不是个人奋斗来求得补偿。新文化还告诉他们，反文化运动抨击的主流社会的传统标准并不适用于他们，他们所做的坏事可以用叛逆或者合法的“另类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新文化还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感到脑子出了问题，则说明他们已经踩上了新的鼓点，到大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进吧！很多人正是这样最终变成了无家可归者。
新文化使得穷人的社区变成了无政府状态。新文化使得穷人相信，讲授种族平等、学生权利和多元文化的课程比真正的教学课程更重要，从而毁掉了他们的学校。新文化还向穷人暗示，他们一定要稍有缺陷，否则就不能得到特殊的优待。这些问题在第八章和第九章都会谈到。如果穷人不是被新文化所害，哪怕只给他们一丁点机会都会足以将他们解放。
新文化计划不仅毁了穷人，这一点由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数目不断增加就足以证明，有钱人创造的新文化秩序也伤害了他们自己。搞新文化的本意是为了使人们的生活更快乐、更有意义、更公正。个人解放为的是使人们活得更真、更充实，使生活拥有更多的乐趣和新意。结果却恰恰相反，有钱人追求的个人自由削弱了家庭和社区，也使他们的生活最终失去了意义。
“文化革命”中解放穷人的一面，实际上也是为了增加有钱人生活的乐趣。因为它赋予了有钱人一种超越自我的、值得为之奋斗的、高尚的事业。有钱人以为，通过纠正历史上对黑人所犯下的错误，他们或许能够帮助美国实现他从未实现的诺言——给穷人以正义，最终建立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民主的社会。这种努力当然会让有钱人感到自己的生活具有了道德意义和尊严。
对于整整一代人来说，这些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意义使得社会政策多多少少成为了事关信仰的问题。旨在实现这些崇高目标的政策往往被注入了崇高的热情。不管可信度有多高，热情本身就让人难以对具体政策的正确性或有效性提出质疑。人们怎么可以反对仁爱和善意呢？如果真有人质问政策的成效，信仰就会被拿来作为抗辩的证据，不管现实情况如何，一概反驳道：它们怎么可能失败？
但是这些政策确实失败了，非但未能改善穷人的境遇，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人们一直难以面对失败，因为除了解放穷人之外，这些政策还有一个额外的、没有明说的目标，那就是确认有钱人的自我价值和高尚道德。
有钱人究竟愿意为成功付出多大代价也是难以面对失败的一个原因。荒谬的是，打着改善民主旗号的“文化革命”实际上践踏了最基本的民主价值。为了取得世人称赞的道德成果，有钱人默许了许多值得怀疑的、破坏性的措施。例如，根据种族来分配奖励（见第九章）；以他们也是受害者为借口为罪犯开脱（见第八章）；向有劳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