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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随你想咋写就咋写，没有人干涉你。的确，我在凤凰小学教书，只要有人叫我老师，我的脸就会变红发烫，心就咚啊咚啊地跳，因为我是名不符实的老师，简单地说我在人事部门的档案连个“聘用”都不是。我来凤凰小学教书，是因为当年高考时我家老祖宗睡懒觉或打麻将去了，竟然让我因一分之差被搁在大学门外。其实，追究起来，那致命“一分”也是因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在创作上的缘故。别的这里就不赘述，只说我来凤凰教书，是因为我的父亲与凤凰小学校长是小学同学又是越南自卫反击战的战友，我落榜后我父亲怕我去吸毒怕我加入黑社会，包活路给他做，他就给他的战友校长写了长达五十多页纸的长信，写得可怜兮兮，惨不忍睹，又说我如何如何了不得，并说只要他帮我转成民办，好去参加民办考师范，完全有希望考上。校长听说我会写小说，以为我是能人，会给学校带来兴盛，就满口答应下来。而我，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每一分钱，各种收入算在一起也有一百元。有人叫我做了教师，我有了每天必须做的事，但我依然如故的平淡。
来到凤凰小学，我有了属于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天马行空地瞎写；有了创作过程中所需的最起码的资金。在家里，如果呆在家里写呀写呀，父亲就会向我虎着脸。如果向他开口呆三五十元来买纸张寄信，他就会拉长脸、牛着眼说：“你不去找事情做，家里又不是银行，有什么钱！”。我确实没找事情做，而且写小学又没钱搞过稿。
贫穷是人活着的一种最大不幸。生不如死，只有人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才能领会到这种滋味。这时，盼望的不死亡，一点也不恐惧，是解脱生活枷锁的有效方式。
我曾不相信上帝或命运能主宰人的一生的观念，认为人可以驾驭上帝或命运。
来到凤凰小学后，我却相信起上帝或命运了。也许是命中注定，始终逃不脱厄运的魔掌。这是宿命。
学校没有宿舍，我在附近的寨子的一位远房亲戚住着。他家人口少，就只两位老人和一个男孩，家里活儿多如牛毛。他们每天都提早早煮熟饭吃就上坡。中午我一个人吃了冷饭，把三个班的作业改了，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挑水。挑水，路很远，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挑水到家也就到了上课时间。下午还要到上山地里跟着劳动—这是后来的事，起初我只一味地教书写小说，偶尔帮干些，但时间长了，他们的脸就变了，话也很少说，吃过饭就都坐在一边，让人心里怪痒痒的，很不自在。
每月的生活费就刮去了我工资的六十元。余下的买条“华魂烟”花十元，再用点，自然襄中羞涩。
正在我准备离开凤凰小学时，邻村的小D向我介绍这个故事，并嘱我一定要把它写成小说来，要写好。小D身高不足一米五，消瘦，细细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大的眼镜。听人说他也是搞文学创作，其实据我所了解，他是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心血来潮也涂涂写写，写得不伦不类，抱着一大捆稿子投出去等不到两个月就被打转来，要么就如泥牛如海，卖了不少粮食，后来他父亲火了就把他当小鸡向空中拧，把他的魂都吓跑了一半。
有时我也去他家，他拿他写的小说给我看。我不懂武术名称，也没见过人飞进云层，更不相信会有人能一掌击毁大山，就没说什么。
“你把《三位密友》写了吗？”有一次他问我。
“没有，我在忙复习高考呢。”
“没事你就写吧，我今年要参加高考，”我看着他说。
“我只会玩小说，写的都是武侠，”他红着脸说。
我说有天你成名了，就得叫你D大侠。他笑说，你笑话我。
2
记得我在凤凰小学教书的时候，我没把《三位密友》写下来。但是，它却紧紧牵住我的心，绷得紧紧的。
经过几个月的挑灯苦战，终于赢得了一纸通知书，给我不宁静的心找到了栖息的港湾，也圆了我父亲梦寐以求的侈求—为海氏人家光宗耀祖奠定了基础。而我，很平淡，如来凤凰小学一样。“大学”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今后将会如何改变我，我无心去考究过。不过，我曾想象过，在大学里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充足时间，最重要的是能把小说写下来—的确，太感动人了，我这样认为。
可是在大学里，我仍没能把它写下来。在大一的时候，班上来了位姓袁的女老师，蛮横苦怪。那年她给我们班上《财务会计电算》。有天我去书店，在学校门口就和她同路，她关切问我：“海浪，你觉得学会计如何？”
我就目前的现状说：“有什么好。回去还不是去揪计划生育，没读过书只要见对象就抓就会做工作的活儿，谁要你在办公室敲电脑。”
她的脸阴沉沉的。我知道我得罪了她，她在生我的气。但我说的是事实，一点没假。作为一个学生，我不得不低头。
这个学期，我的财务会计电算化考试撞了红灯，说了一个星期好话，花了一百元补考费。
以后，她不是上我们会计就是上电脑。鉴于前鉴，我没敢把《三位密友》写下来，只得提心吊胆地学呀学呀。
3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绝对真实，包括已发表的豆腐块文章。不过，有时过于强求真实也会适得其反，现在我有深刻的体会。在我们这个小镇，自称搞文学者不少，但其文确物以稀为贵，女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他们又没细细瞧过女人，女人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于我来说，从不敢以文人自居，但居我们小镇却颇小我名声，因为在我大学还没有毕业时，镇长和书记就一口咬定“毕业来给我们当秘书”，可到真正毕业时，他们却推诿地拒绝了。
“我们一般不用搞文学的人来当秘书，因为当秘书和写小说是两回事，”管人事的副书记说。
“你来这里当秘书太大材小用了，也太不器重人才了”人事副镇长说。
我没敢说什么，失落地溜出党委办公大楼。
在政府大院，我遇见初中老同学，他告诉我，我失败的原因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会把黑的说成白的。我茫然，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做错了，得罪了什么人。他提醒我，我有一次在东方打印店打印一封寄住南方杂志社的信，被打印店留下了一份。当时打字的人觉得这封信写得很好，就把它留下来。这个人就是书记的亲表弟，这封信也无意间被书记看到。书记年经时也爱涂涂写写，肚里也有几滴墨水。书记说你直楞楞骂了他们不少人。的确，我是骂了他们，而且不得不骂。我能不骂吗？他们跟本就没把我们老百姓当过人，为了政绩，不实地调查就坐在办公室瞎编数据哄上级，而我们的死活他们跟本就没过问。我不但把他们喻成狗，还把他们说成成天只会放臭屁，又逼着别人说他放出的屁是香的，那些说屁香的人给领导说屁香之后，跑到大门口翻肠倒肚的呕吐起来。其实，我也不是一味刁难人，只是他们的言行太令人生气。如果他们多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又何必去骂你呢？我始终不会颠倒黑白，自然就和书记和当官的过不去，当然联系不上单位。
这时，我才决定静心来写小说。但在一个偏远的山村，没有马路，没有电灯，没有钱，而且父亲那张我敢看的脸。所有的这些，都像一把把利剑，向我心脏刺来。要说写小说，完全是扯蛋！
五月十日，我离开大学。几年的苦读，也算白读了。因为我们县恰恰不统一分配，由自己去联系单位，由接收单位写报告向组织要人。
痛楚。孤独。无赖。
离乡去流浪，也算是对不济的命运的一种抵抗，一种惩罚。过了这座山，就是另一片蓝天，就是一个生活的天地。
在县水泥厂，我遇见在凤凰小学教书时认识的小D，他问我《三位密友》写得如何。我将情况告诉他，他听了比我还痛苦。他从财务室预支当月工资300元，从中抽200元给我。
“你回去吧。这是我给你创作的资金。”
我的泪水吧嗒吧嗒地流。
就算我向小D借吧，可我什么时候才能还上？
人生难得一知己，看来我不得不静心写《三位密友》了，否则太对不起小D。
第二章 道别
第二章 道别
1
十多年前秋天的一个清晨，G城被淡淡的雾罩得如烟似梦，中学前面的小河两旁柳林间，几只鸟雀在雾中伴着啷啷的读书声，唱着婉转的歌声。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稻子熟了，饱满的谷粒染黄了田间。随着镰刀挥舞，稻子便规规矩矩横成一排一排。
雾渐渐地淡了，一轮模模糊糊的红日浮在空中。
但这雾，特别是今天的雾，在一个人的心中永远永远也不会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