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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至少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的。”
我不正是“满脸都是尘土，汗水和血”吗？我虽不怎么“英勇”，也断断续续地“进行斗争”，我当真是“一再犯错误，达不到目的。”但是我“确实努力干”，有“巨大的热情”，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如果我“失败了”，除了“是在冒险致力于伟大事业的情况下失败”，还有是我自身的缺陷，智慧和能力的不足。如总统一样，从他走过的旅程，谁也不能否认他取得的成绩，虽然他又恢复到一个“普通的公民”，他终归不是走过场的。我虽然没有总统的业绩，我并没有白费时间，我一直在从事我认为“有价值的事业”。我还会不断努力，尽一切能量，默无声息地努力，努力而终无成效，我可以死而无憾。未来始终存在于我的前面，虽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我也不后悔。如果我后悔，我早就成为一个圆滑势利的小人，或做一个安分守纪的奴才。即使我的反省，也不是为了求饶，更不是为了退却。将来虽说还看不到，但是我看到自己在努力，我就感到有希望，希望寄托在人类进步的将来，对自己可以不存有多大的幻想。因此我无须改变自己，我忍受着并相信人们的看法是那么容易随着一个人的兴衰而改变。
经历1976年这场运动，我觉得自己被人误解得太多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释放我的热情，我不停地思考着。
自从1964年走过人生岔道口，一个新的理想就开始萌芽，但一直是滞留在我的心里，它不时躁动着。我也无时不想把它变为现实。生活不能安定的时候，我为生存奔波。心想，等生活有了保障再来努力吧！后来又被疾病拖累了，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发作，疼痛难熬，一个时期怀疑引起心脏病变，对活下去的念头更加强烈，便想什么都不干，治好身子再说。那些年点燃在心里的希望，没有因不幸的遭遇而破灭，那时更不能因疾病而退却。我为此作了种种努力，请教名医，试服偏方，象相信上帝那样，虔诚地吞吃药物，把大碗大碗的草药毫不迟疑地送进肚里，可疗效甚微。我又坚持锻炼，做气功疗法，靠着书本，按照说明和图解，一招一式地学，硬是把二十四式太极拳学会了。我不是为长寿来保养身体，我更强烈的愿望是为我的理想恢复精力和体力，期待有一天能承担这一重任。
1975年风湿病有了好转，我开始拼全力去学习我需要的东西，这时神经官能症却来了，经常失眠，有时整夜睡不着，我的脑力又给摧毁了，不能持久看书写字，昏昏沉沉，支撑不住深入的思考，作文只能匆促而过，企图一气呵成，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构思，想到写到，杂乱无章，刚开头又近于要刹尾，想再拉一点，则成了拖泥带水自相矛盾，除了通篇不满的词句，没有一点实在的内容。我又象犯了过错，遭遇挫折那样，垂头丧气，毫无把握。我不得不停下来，再次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健身怯病上面去。
其次，我也不敢指望能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一点文字。一个时期文坛上崇尚什么，只要看当时那些搬笔弄墨的人是啥样的，便可知其一二。“文革”中我曾认识一位“文艺工作者”，他大讲特讲“高举”、“突出”，强调“思想性”，“政治性”，就是不讲现实性和人民性，象赶时髦似地研究“当前的需要”。如此产生的作品，作为一个时期的装饰品也许可以，要想有深远的意义，恐怕就不是这类人写得出来。我看他的作品就不说实话，象鹦鹉学舌重复着报上的宣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他的作品只能给人一种故意造作的感觉，而不是情感的流露，更不是现实的写照，只是在堆砌词句，做文字游戏。他甚至自吹：“不用到现场，就能把一个事件写得绘声绘色。”如此踌躇满志，怎么会想到去揭露黑暗，激励人们创造未来？可是他的文章却能得到发表，可以成为一名“文人”。我就大大不如，那种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我既无能也不感兴趣，除非我也去说假话，但说假话是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我只好把理想一直埋在心里，埋在我的日记里。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扣在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终于脱落。人们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重新获得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我的健康状况此时也大有起色，这正是开创事业的大好时机。我立即从地底下把我的“反革命”——一大捆日记本——重新请出来。
当那些“反革命”摆在我的桌上，我顿时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喜悦，象一个守财奴望着金灿灿的元宝，激动不已。可惜这次“隐藏”的时间太久，日记本已经潮湿发霉，上面有些字迹也模糊不清，有的受蛀虫严重咬伤，本子散了架，成为一堆纸片。我只好一本一本地收拾，一本一本地接着看。这里面有记述，有感想，有反思，有评击，但要想从中理出个头绪，选取有意义的东西整理归类，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说当初记日记不是创作，那时的整理却经历着创作的艰辛，比重新构思去写一部小说还费事。
有时，我会感到十分遥远，一位朋友曾劝告说：“现在已经不是搞文学创作的年龄了。再说，我们的制度还不允许发表有损领导者利益的文章。”年龄大，我不怕，可以用苦工来弥补。至于能不能发表，确实是个打击，但那时考虑这样的问题为时过早，我倘不知道要写的文章是啥样。只要我的文章能有一点与众不同的风格，只要它是独特的，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我就不必为何时发表而操心了。
问题是怎样个写法，我的日记似乎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我记下它们的时候，也未曾想过要为一个主题服务。而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很多就多写一点，一时想不出就三言两语了事。1968年虽整理过一次，也仅仅是按时间顺序，选择一些较有意义的事排列下来，这算不得创作。我也考虑过几个题目，如“理想与现实”，“家庭和教育”，以及“政治杂感”，“个人奋斗”等等，我的日记里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可是我怕力不从心，做不好这种需要精雕细刻的工作，我还是希望停留在日记这种体裁上。
我翻阅了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及《马上支日记》等几篇文章，看看鲁迅先生是怎样创作和发表他的日记。鲁迅说，“写日记的人成了名人，死后便有人把他的日记印出，大家看了也格外有趣，而且因为他没有‘摆空架子’，有着‘真面目’，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也有以日记为‘著述’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畏人知的’，虽然不象日记的正派，却不妨‘模仿着试试’。”我想，自己不是名人，将来也绝不会是。如果想发表“正宗嫡派”的日记，恐怕不会“有人愿意把它印出。”若说是以日记为“著述”，我又不敢“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我不外是想以自身作蓝本，以日记为载体，把我的遭遇和感想告诉人们。我所以要写，不是希望别人都象我这样。我仅仅想提供生活中无数模特儿的一个，让人们品评议论，能从中找到一点值得参考的，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算是我的目的。后来我想，只能用剪辑一部记录片的手法，把历来的日记裁剪移接，使之成为有主题，有系列的文章。
我开始了“剪辑”。首先我得把需要的材料一段一段地抄在纸上，然后裁剪成许多字条，分门别类放在一起，从中去掉一些雷同的。再把内容主题相似的写到一块，并假定在某一日，或相联的几天中发生。于是我感到一种“失真”，感到“合并”太勉强，不如原来的日记，虽是短短几句，却干脆利索地说了一件事，一点即时的感想，可以完全看出我那时刻的真实情感。是“野生的天然产物”，完全的“原生态”。同时“合并”在语句上也失掉了原有天真可笑的模样，失去了野性，使原来有强烈情感的字句没有了锋芒，就象用大人的手笔去描拟孩子的字体一样，生硬而呆板。虽然这样可以显得我有足够的修养，可以省掉一些累赘，却毕竟不是我当时的情绪，看不到我本来的面目。也许要创作就免不了会“失真”，要顾及文章的层次，结构和逻辑，有些事得补充说明，穿插叙述，让人明白，还要把自己装饰一番，就象要穿上衣服，免得暴露无遗，不够雅观。但过分的打扮，又会令人作恶。光溜溜的身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上面有优美，也有暇疵，看的人没有不信任的。一穿上衣裳，就可以有种种猜测，显得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