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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小的就凌辱，遇到强大的就奉承。我坦然地等待着，同时收回我全部心神，我深信自己所干的一切光明磊落，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以正直为依据。
四月间公社在教师中开办揭批“四人帮”学习班。指名要我“讲清楚”。采用的办法是先把我“搞臭”，挖出我的“过去”，说明我“不是一个干净的人”，接着找些鸡毛蒜皮的事，以为可以击中我的要害，靠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上线欲置我于死地。其实这一套不正是从“四人帮”那里学来的。如果打倒一些人仅仅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斗争还有什么意义？一些人见真老虎总是屁滚尿流，打死老虎却要以武松自居。但是广大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大家明白1976年同1977年有着怎样的是非颠倒，这能怪一般跟随的群众吗？何况他们在位时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说是奉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从孤立的事件看，我坚信自己没有错。我作为一名群众，写大字报提意见，当年即使在平时也是允许的，是宪法赋于的权利。我在大字报里实事求是，没有乱扣帽子，没有恶言相加。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还是承认自己在客观上对当时的运动作了宣传鼓动工作，所谓“推波助澜”，我指的是转抄大字报一事，这一点我可以“讲清楚”。我已准备好接受大家对我的“考验”，没什么大不了的，“文革”中我看那些在台上受“批斗”的人就一点不替他们惋惜，不象庸人那样无聊地嘲笑他们。我其实隐隐有一点钦佩，只要他在台上还是一条汉子。我这人向来热情、忠诚、坦白，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在我心中永远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愿意负着臭名声；为了它，我可以忘掉那些丑陋的狡诈的害人虫。因为粗暴直率，不懂策略，我成为那些伪君子十分称心的陪衬。我不后悔，因为我十分自信，可以忍受别人对我的不公正。我只在纳闷，怎样才能拨开浓雾，让人们看到真像，怎样才能使真善美的东西得到发扬光大。也许有的人享受眼前的幸福，对于将来，可以拱手相让；有的人追求未来的理想，对于耻辱，也可以满不在乎。
我仍然高贵地尊重我自己，不在别人面前低下头来，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和别人一样混日子。我知道，有的人会象岐视一个“坏蛋”那样将我作为嘲笑的对象，还因为有人附和而亢奋起来。这种人如果不将别人说得近于愚蠢就无法支撑自己在教师中的地位。我默默地忍受着，就让他把我当作傻瓜吧！我是不该参加这场运动。我在等待那可以畅口高呼，直白心意的时候，可以无所顾忌狂谈的时候。我此时心里另有一个高尚的理想，我在坚持一件别人不知道，也无须让人知道的工作。我的《心迹》已日趋成形，我可以觉得比别人活得更有价值。
1977年12月，我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不得不住进医院，寂寞地躺在病床上。那时医生不时来查诊，护士天天要打针，学校领导却迟迟不来探望。同事害怕被“传染”，确切说担心被牵连，或者因为我是个大家不需要的人，不值得来关心。不来也好，探病者固然可以给病人一点安慰，消除病人的无聊，增强治病的信心。也可能给病人增添麻烦，最实在的还是好好休息。探病者并非人人都关心病人的健康而到医院去，他们各有所因。只有病人的亲属，才被病者的健康驱使着，显出最真切的忧虑和欢喜。病中还得识别形形色色的探病者，对待他们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感谢”。他们不来，我连“感谢”都可以省掉。
意想不到的打击，就连我在病中也不能幸免。1977年“调资”，按规定我属“线上”的，可以不受限制自然提升一级，学校老师已一致通过。可是公社有关的人操纵“调资”评议小组，给我编织三条“罪状”：一是1958年被开除团籍。二是“清队”中受过审查。三是1976年跟随“四人帮”。决定将我的工资“缓调”一年。尽管县教育局认为三条理由不能成立，应按规定给我“调资”，同时发给表格让我填写。但是有人就是不肯盖章，当时“地方割据”的势力，似乎比“中央集权”还管用。接着连春节职工生活福利费也不发给我。算是让我尝到苦头了。我在心里发笑，我甚至不愿与他抗争，无非少拿几十元，生活过得差一些，又能怎么样？比这更苦的时候我都熬过来，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还是有希望的，那些处处经营琐小私利的人不会有远大理想，他在攻击别人，进行损人利已的活动中，常常失掉了他自己的将来。但是对我精神上的打击，不能说不重。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有了希望，人民有了奔头，我正想为之积极工作，想不到有人却如此泼来满头冷水。
我一度感到绝望，病情没有好转，人间又如此冷酷，便又想到死。我在日记里留下遗嘱：
“我没有财产可以分配，两个子女希望都能长大成人，他们的将来应该是幸福的。从我的《心迹》里可以供他们找到一条路子，只要他们没有忘记生活的真实含义，只要他们象我这样不怕失败，努力攀登，我的《心迹》便是一笔有价值的遗产。”
墓碑和墓誌铭我已拟好。正面右上角是我的生卒日期，中间是我的姓名，左下角是爱人和子女的敬献。背后刻上“一个普通人的身躯湮灭了，其精神将在《心迹》里永存。”
我唯一牵挂的是未能将《心迹》写得更好。我这几年的心血全花在它上面，也许因此才不得不早早去见上帝。见上帝并不可怕，无非是被贬到地狱去，遇到的也只是几个小鬼，举着刀的，擎着火的，我可以坦然地任他们去宰割烹烤，比起人间的痛苦，也许还单纯得多。
希望别人都上天堂，从人间的天堂到上帝的天堂。将来的人应该是真诚坦白的，不要无端造出种种欺骗和怀疑，不要再进行激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
但是，我还是不愿去死，我已经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倒的人。我在病中坚持学习报刊社论，相信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我看到报上提到“风派”、“捂派”、“溜派”之类的人物，知道党中央是英明的。虽然现实中要识别这些人，要揭露他们，还很不容易。群众是有觉悟的，这种人将越来越行不通，社会主义国家容不得“投机商”。他们的伎俩已经在几次贩卖中逐渐被人识破，他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政治“投机商”的命运绝不会比一个“革命者”更长久。
有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没有被杀死，我将躺着，流一会儿血，但我将爬起来继续战斗。”这就是我的想法。
现在回忆它，着重还在反映当时的一种心态，在复杂的环境中，人人都变得有点偏激，政治斗争又往往使人走向极端，兄弟朋友都可能失去理智和宽容，成为互相仇视的对手。只有在政通人和的社会里，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想一想。感到这一切同样都是不该发生的。
八、生于忧患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旅程，我想，该是好好反省一下的时候了。
我这一生经历过多次坎坷，从1958年的“整团”以来，我屡屡遭遇失败。被“开除”过，又被“甑别”了；“文革”中被“审查”过，又被“平反”了；被“下放”过，又被“回收”了。始终是个“有问题的人”，“转正”被拖延，工资被“缓调”。这世界何以如此跟我过不去？如此折腾我本人，难道就容不得我这种人的存在？难道我是个愚蠢透顶的人？一个贪婪刁钻的游民？一个不可救药的懒汉？一个不懂世事的白痴？别人在不高兴我的时候，常骂我是“书呆子”，认为这是加给我的最确切的定义。我果真如此吗？
也许我确有一种天真幼稚，不切实际的书生气，一股忠于国家，忠于真理的傻劲。但这跟别人认为的含义全然不同。他们以为我的“呆”是不善于见风转舵，不会巧钻经营，圆滑势利。还以为这“呆”是因为书读得太多的缘故。然而不是，绝对不是。虽然我常把自己关在房里读书写字，这时我会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完成要做的事业，我所苦恼的是自己的知识不多。我的思维总是集中在不满自己身上，这种不满却是我不断要求上进的动力。我也知道，一走出房间，接触了社会，跟陌生人在一起，我便常常失错。社会显示给我的是另一付模样，是我完全不熟悉，也是书上未曾全然看到的。而我还在用书上学来的，还有我固有的热诚去看待它。以书上描绘的美好世界来设计我的一言一行，我便完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