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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有着掌权派的朋友，也有着失权派的朋友．他们的对立在加激。作为朋友，我也许并不希望掌权者就此下台，但从国家的前途看去，我还是希望他们这一派赶快结束．但又深知后来者未必高明。因此我并没有象孩子似喜欢在开演前跑到台前台后去走动。后来是连观众也不当了，不外是那么个演法，不会有新花样，无论谁掌权，他必然首先为他一派人服务，也必然遭到另一派的攻击。当权的或想当权的都只是为着自己的权力在争斗，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早被他们抛到一边去。
不出所料，“学习班”还没有分晓，已经有人在高喊“支持新生事物”。报上开始评“水浒”，要打倒“投降派宋江”。在死人身上作文章，一些人看出个征兆。“学习班”不再那么声势嚇人，差点失权的人复苏过来，伺机反扑。那些盼望出头的人垂头丧气在寻找退路。群众希望“杀他几个”的场面消失了。其实这种估计本来就不现实。对自己阵营里的蛀虫、败类，无论如何横不下心。当真“杀他几个”，后患无穷。老子教训小子，是唬一下要他“今后不敢”。小子当真不听话，也束手无策。靠自身力量要剜掉身上的痈疽，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也许解放初人民从苦难中来到一个新的天地，心里充满着庆幸和感激。那时对干部的“整风”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容不得你不改正。七十年代人们对旧社会的概念已十分抽象，而且如草木枯荣一般，过去的消亡，新生的来临已不值得奇怪。发展的潮流，促使人民有更高的追求。难怪有特权的拼命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没有特权的想方设法“走后门”营私。目的都在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时提出“整风”很难深入人心。即使换上另一批人，也会为过好日子不择手段。
“称为神和称为魔的在争斗，为的是地狱的统治权”。群众仍象一群在荒芜的草原上迷失了方向的羔羊，没有一个既定目标要去，风暴来了，顺着风跑一阵。风停了，他们的脚步跟着慢下来，遇到危险再折个方向，往另一边蹒跚而去，在茫茫的草地上流浪着，过着勉强维持的生活，直到躺倒为止。许多人因此萎糜不振，热情和干劲消失了，产生不出一股创造生产的活力。个人的奋斗更是没有用，也是盲目的。没有人知道该坚定不移地往哪里去。虽然不时有个无形的声音在高叫，在愤怒地咆哮：“往这里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许往那里去，那是悬崖峭壁……”可是惊慌失措的人群，已分不清东西南北，在他们眼里随便一个方向都可以是“这里”，也可以是“那里”。他们不知道这声音发自何方，不能相信它是唯一的福音。在忽“左”忽“右”的驱赶中，大家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不知道起点在哪里，该回去？还是该前进。眼前急需的是填饱解渴的粮食和水源，并朝待在一个平静而阳光充足的山坡上停下来喘口气，恢复疲惫不堪的身躯。
个人可以经历痛苦曲折，国家、教育经不起一再折腾。我期待着为国家，为社会效力。我希望来一场暴风雨，将一切污泥浊水冲刷干净，将枯枝朽木打扫利落，还世界一个崭新的面貌，不死不活最叫人闷得慌。我知道，自己迟早会无声息地老去，只有我的女人和孩子把我记住，而我用痛苦和耻辱换来的感受和体会却未能告诉给人们，使如我般的人免遭不幸。我如此匆忙跑过人生舞台，如蚂蚁般出现在世上，悄悄地爬，贪婪地觅食，为混口饭而活，这样的活还有什么意义？童年苦于父母的束缚，青年又为前途担忧。结了婚总可以安心，又被“下放”去“上山下乡”。想方设法从困苦中挣扎出来，争到“好运”，又投到国家社会的命运中去同悲哀，自寻烦恼。然而象希望父母明智，家庭和睦一样。我不能不盼着自己的国家有一个供人齐心协力去争取美好生活的环境，不能不为国家的混乱感到痛心。我从来不想做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我回到起点还想继续前进。我不怕失败，所以还要发噜嗦，还想“大鸣大放”。当然，希望对于困境中的人仅仅是一种力量，对于想贡献的人只是一种鼓舞。如果相信因此就会一切都好起来，也可能走到绝望中去。我在矛盾中生存着，摸索着……
七、不该参加这场运动
新年来临，名人要发表贺词，报刊也有社论，告诉人们过去一年的成就，预告新的一年要做哪些事。这一天在学生时代是幸福的。除夕联欢会直开到零时钟声响了，一时鞭炮齐鸣，大家拥到操场跳舞狂欢，庆贺新年诞生，生命开始了新的旅程。人们带着欢喜和期待，倾听新年嘀嗒嘀嗒的脚步声。1976年的元旦，在不知不觉中到来，看不出有新的迹象，感觉不到有值得庆贺的成果和将要寄托的希望，只知道日历又换了一本，那封面是新的。还有就是到街上走走，看有否在节日放映新的影片，水产店里有否供应新鲜的鱼，百货大楼有否在节日倾销廉价商品。
平静中传来悲哀，1月8日周总理去逝了，中国从此失去一位最英明最能干的管家人。举国哀鸣出自人民肺腑，群众自发表露的悲伤，比起政府体现的悼念要强过十倍。外国报刊对他的评价比起我们官方的赞颂又强过十倍。我猜测他是在困窘中逝去的。报纸上不指名的攻击越来越明显，他的思想和主张受到极大的束缚，他的权力在一点一点地被夺走。如果他不逝去，最好的结局也许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元老”。上帝终于安排他的形象在人民的心目中永远纯洁高大。他还是作为“第二号人物”逝去的。
那些靠“现代化设备”爬上去的好汉们，高高在上傲视周围的一切。然而那“功绩”十分可笑，在众人眼里没有半点羡慕，只有幼稚的小孩和愚蠢的人才对他们狂呼，就连还在半山腰艰苦攀登的人也卑视他们。任何时候只有经过艰苦奋斗，经历无数次成功和失败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才值得大家尊敬，唯有象周总理这样的革命者；才是一位政治上名符其实的“登山健将”。
总理去逝后，当时许多人在为中国的前途担忧，“未来”两个字在人民心中不停地盘旋，政治上的动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年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幸被卷进那场一时难于分清是非的运动中。但是，我却表现了一位革命者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尝到革命者遭遇失败的痛苦和不幸，同时认识了我周围形形色色的人。
那场运动从现在看是荒谬的，甚至是倒退的，但对我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旅程，比起那些识时务的“俊杰”，其实是得到许多。不动，自然不会有自身的过错，因动而有了主观或客观的失错，并不奇怪。幼稚的没有经验的新生，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贵的是它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那些自己不动而嘲笑因动而失败了的人们，才是可悲的，于人类于社会都毫无益处。我虽是损失不小，从整个潮流中，从人心所向中，证实它是错误的，我仍不后悔。即使我曾经无知地支持过被称为“极左”的东西，我还是比那些“聪明”的人更有体会。我从这一认识过程中坚定了信心：社会向着美好的境界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了。我可以坦率地来谈一谈这一时期我的真正动机，以及我周围那些人的真面目。
1975年我的那位在县革委会任职的同学被“五不准”在“学习班”里，他曾经在我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同情和帮助。我这人虽无冯谖为孟尝君设计之才，却有侯生为信陵君杀身祭义之德。知恩必报是人之常情，也是道义上应该做的。我便经常到他家里去，安慰他的两位年迈的双亲。我认为地方上的“清查资产风”往往带有派性的报复。那几年的政治腐败，责任不在基层干部身上，是上面政策不一和领导层的权力争斗造成的。现实就是如此，无论谁置身于那种环境都免不了要犯错误。当时对其他人的攻击我尚不明事理，没有发言权，唯独对我同学的诬陷，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来为他辩护。这就难免在学校中跟个别人产生舌战，由舌战而动了气，有人就说我是“干部的附庸”，“抱干部大腿想往上爬”。他自称是政治上的“清客”、“逸士”，十分憎恨我的“势利”。其实有的人虽从知识界来，在社会上受到几年世俗的污染，又极少认真读书，早已失掉文人的“高雅”，只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秀才”，表面清贫，又见财就爱；说是疾世，却一心响往官场。这种人是真正害怕权势的，虽对敢于反抗暴政的英雄，也会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