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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开元寺，朋友凄然地说：“有些东西还是熟悉的，样子也没有变。”这时一辆公交车驶过来，我们来不及讨论就跳上车，找到座位坐下。后面一位老大娘手里抱着孙子也上来，此时座位已满，老大娘只好站着。我看她一手抓车上的吊环，一手抱着孙子挺辛苦，就站起来让出自己的座位。这时不知是讥笑还是赞许，一个声音从旁边飘过来：“把方便让给别人！”一下子倒令我不自在起来，甚至后悔不该这样做。在我是认为“让座”理所当然，没有什么高尚道德可谈，但显然又和周围的人不合拍。过去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德受到宣传，连佛教提倡“修善积德”，基督教倡议“仁慈博爱”也是这个意思。他们从唯心观点来演绎，我们从改造思想入手。那时仿佛这些也被破除，人心却“不古”了。代之而来是汹酒和打架，能在宴席上猜拳行令酒量压倒群芳者，或拳打脚踢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者，被当作时代的英雄，受到众人到处传颂。在“保护文物”的同时，更应该保护历来受到公认的好品德。没有人民公德，再古再多的文物恐怕也保不住。这方面也该还原如初才好。
一个学期的学习很快就结束，好景总是不长。1975年2月我返回原来的岗位。此时教育战线上又在高呼“改革”。教育要改革这本是必然的道理，因为社会在变化，科学在日新月异，教育就应该适应新的要求。如生物进化，用进废退，不断完善。可是“教革”喊了十几年，每次运动都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却越改越混乱，越改越无所适从。前一个运动是向“左”的，后一个运动就要偏“右”，其后又是向“左”，再来偏“右”，老是“矫枉过正”。这样的事往往是明知故犯，一级欺骗一级，一级满足于一级，都心安理得地过去。总是等到上层的方针变了，才跟着转，转，转，始终没个定数。可是每次报告，台上都说“教育一年比一年好”，却又每次都把前一次说得一文不值。现实并非如此不断地提高，事情也未必改得更好。只是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虚伪的话也就听得进去。
教育改革应当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和提高，如果这种改革只意味着把原来的一切完全推翻从头造起，所谓不“破”不“立”，那是吃力不讨好，其后新的东西未必能适应自然的变迁。所谓“旧”是在“新”的比较下得出，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也一度代表着先进，其中还包含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是历代继承和积累的结果。正如水和空气永远是人类必需的一样。绝对谎谬的早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把一切都打倒，一时又设有一种能为人们所拥护和掌握的新生事物来代替，势必造成一个时期的混乱和停滞。
教育改革说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从道理上讲应该受到欢迎，方法上是努力提高“下层”的水平以缩小跟“上层”的差距。还是削足适履，压“上层”去接近“下层”？看来有人喜欢采用后一种办法。大概这比较容易做到，或只会做这样的工作。正面提高总比较难，需要有耐心有理智有毅力。而威迫恫吓，惩罚处治只要靠“专政”就能办到。裁剪枝叶剩下的是一幅上下左右对称而呆版的图案，得不到多姿多彩的自然美。难道这就是“教改”要达到的目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教育界的混乱不是我们的敌人破坏的结果，而是上层内部意见不一造成的。这一年教育部长关于“教改”的讲话还没有传达到地方，中央宣传机构即已发表了攻击的文章。有的地方一个晚上同时传达了两份相互矛盾的文件。教育的混乱明显在一些人身上。“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点起一盏明灯。”那时是咒骂的人比比皆是，点灯的不知在哪里。即便有人点起微弱的灯火，也即刻被咒骂的人吹灭。黑暗中的喊声，调门再高，人群还是不知所向。心中的方向被搅乱，分不出东西南北，前进的步伐只好停下来。尽管外面的世界在不断更新，我们仍在摆过来摆过去，走不出圈子，改不出更好的名堂，反把一些好的传统的东西给破坏了。
直接受害的是学生，他们的懒散行为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学到多少知识，照样一年一年地升上去。一些学生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不把英语当成一门必读学科。我白白受训一学期，满腔热忱化为乌有。况且，教师再高明也扭转不了看“关系”，靠“后台”得到所谓“推荐”的升学之路，还有那种“缴白卷的英雄”。学生中难得有几个肯认真读书学点知识的。整个社会也没有多少人在重视教育，中央的号令早已失去威望。
唯有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在默默忍受一切，想一点将来，这将来也无非是找一分工作。至于创造发明，成名成家象是仙人们的事，凡人不谈这些。象我这样的中年人，别人眼里是一粒不会发芽的“豆鼓铺”，有谁还在努力？还想发展？柴米油盐，老婆孩子，上养下育，招待应酬，访亲问友……绪多事情必须考虑。没有一刻争得清闲。社会仅要求我这样活下去，无须有理想，无须有奋斗，何必为碌碌无为感到罪过。不是说“工作积极意味着脱离群众”吗？大家对现实感到不满，你若仍在努力，岂不被当作叛逆？
1975年社会上的“批林批孔”运动，已把国家的经济搞得面目全非。动乱，腐败，衰退是在高喊“形势大好”口号下的主要表现，维持现状只是一付空架子。唯派别斗争越演越烈。“儒法斗争”是新兴名词，所谓“法家派”和“儒家派”，代表着“文革”中掘起的“新派”，和元老的“旧派”，国外称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或“鹰派”与“鸽派”。几乎是任何一个国度里都有这种性格不同的两派。但都不见得一定要一派彻底压倒另一派，才能终结政治舞台上的争斗，即使到了统一的地步，也还要分化。
街上的大字报明显又多起来。称为医治社会的“良方”到处都是。也许医院的医生要尽量挖掘病人的病根，全面准确地剖析病状，越是彻底越受病人欢迎。医治社会的“医生”就不那么幸运，你把社会的病态揭示得越透彻越要遭到迫害。无论谁当权都喜欢恭维，即使社会的病症已有目共睹，他们也还想隐瞒着。
我时而还上街去看看那些大字报，并非关心着其中的一方，不外如看婆媳相斗，泼妇骂街一样有趣。得不到“权”的一派在冠冕堂皇的词汇下大谈“路线斗争”，攻击当权派的胡作非为。掌权派正在享用“权”的甜蜜，害怕又一次“运动”或“革命”。他们不肯当众辩论，只在背后进行镇压。失权派的大字派在群众中颇有市场，大家由于对现实不满，都归咎到地方当权者身上，希望那些人赶快下台另换“清官”。所以凡是反对当局的行动，都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却很少有人去认真分析一番真伪，和该由谁来承担这一切。大字报的作者巧妙地避开实质，纠缠现实中的焦点问题，达到搞臭当权者的目的，好让他们能重新上台。其实情况颠倒一下，让反对的人当权，让当权的人在野。群众一样要不满，一样对反对者的大字报喝彩。当然，在痛快淋漓数落别人的同时，也往往败坏了自己的形象。
地方上的派性斗争是无聊的，关键在上面是哪一派人掌权。地方的再有理也得服从上面一派人的意志。地方的派别斗争只是上面手中的一、二张牌子，原来就无伤大局，但地方当权者还要大书特书“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巨幅标语。大凡有权无理，害怕群众揭发，就来这一套，却越发暴露自己的心虚。
七月份县里开办“清查资产风学习班”，把一些“有问题”的干部拢进去“审查”。为此掌权派紧张地活动，准备挣扎。失权派加紧行动，准备夺权。一心想钻进官场的，上窜下跳，以为这是个爬上去表演一番的好机会，就是当一名小丑也显得比周围的同伴“高贵”。在台上虽是一付奴才相，到了台下就有许多官架子。所有关心权的人都热呼起来，拼命去追逐这个抢来夺去的球。一些人从生产和工作中抽出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到这种争斗中去。街上的大字报只是争斗的一部分，密室里的策划更加频繁，锣鼓声铿铿锵锵地响着，人们在希望那些拙劣的演员早点下台，准备登场的也已化好妆．只是台上的人并不那么情愿自动退下来。
我那时有着掌权派的朋友，也有着失权派的朋友．他们的对立在加激。作为朋友，我也许并不希望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