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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就造反”的“英雄气概”。他们在课堂上“不再当奴隶”，乱轰轰地继续着课前的“辩论”，却又都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他们运用着从“文革”中学来的本领，互相攻击诋毁，纠缠生活琐事，并且一定要压倒对方才肯罢休。我无法适应这样的课堂。学校中教师们也明显还分为两派，继续为学校一点芝麻大的权在明争暗斗。
此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生活倍加注意，重新拿到“饭碗”，纯粹为了吃饭，为了活命。我已开始“稳重”和“世故”，脚跟是切实地踩在地板上。以前虽是倾身奔跑，一不小心就会跌倒摔伤，那时是一步一回头。从生存角度看，是更好了，从长远看，是倒退了。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失去热情和兴趣，没有冲动，没有激情。有一天学校领导要我带领学生到一个小岛上“郊游”。途中需赤脚涉过一道海滩，孩子们是兴高采烈地把泥土视为玩具，一路嬉弄践踏，虽浑身泥水也不觉得狼狈。我却小心翼翼踮起脚跟，因为没有赤脚走路的习惯，心里已感到在受罪，后悔不该找这样的差事。到了小岛上，孩子们蜂拥着朝山顶奔去，越是崎岖的地方越是兴奋。我落在他们后面，不住地环顾四周，企图找一条平坦的路，此时考虑的乃是生命的安危，徒峭的石径已令我感到胆寒。孩子们却继续在雀跃前进，我不时地在后面提醒注意，要他们小心加小心。可见我已堕落成一种保守的力量，只会防止偏差，对孩子们的勇气和努力，丝毫没有激励和帮助。到了山顶，海风把我吹得摇摇晃晃，手脚发颤，早已无心观赏大自然的风光，一面瞧瞧脚下的地面是否稳固，一面注视学生的安全。直到下了山，始终没有因为大自然的熏陶而逢勃奋发起来，没有给自己带来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仅仅为平安完成一次任务，松了一口气。
想想过去的天真幼稚，可以有许多幻想，许多美好的梦，这都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那时学乖了，不再轻举妄动，不再热情奔放。可以四平八稳，少犯过错。然而却在没落衰退，在腐朽至发臭。过去受书中人物的影响，一心要模仿追求，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那时不再相信这一切，怀疑的心理随着痛苦和挫折而增长。“九&；#8226；一三”事件以后，更加觉得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就象没有绝对的静止。曾经威吓一时，被称为“接班人”的大人物，忽然间变为“叛国贼”。过去稍有冒犯就是“反革命”，那时却人人都在口株笔伐。仿佛一切都变得飘忽不定，没有一个既定方向可循，有时觉得在前进，又不知道要走向何方；有时似乎看到方向，也不清楚要不要走过去。
现实中导师描绘的远景越来越渺茫，国家的发展，没有为这一目标努力创造条件。一股反动的势力不是来自下面，而是出自上层。许多人在逆转中灰心丧气成为明哲保身的伪君子，成为可怕的中庸。有的厌世希望短命，有的享乐希图长寿，都不愿去考虑社会的将来。也有的以世故自居，看见年青人的奋斗就在心里发笑，希望命运把年青人捉弄得如他一般垂头丧气，以证明他的“成熟”和“远见”。他不想想自己是多么无能和衰败，没有一点创新，却故意制造谎言来吹捧自己，用人造的声誉维持自己的威望，企图永远高于新生的一代。
老朽的力量到了暮年是全无斗志，又十足的自私，都在忙着预备自己的后事，写遗嘱安排继承人，做棺材看墓地。不是将未敬之业交给年青一代，而是幻想到地下能继续享“清福”。子孙的成长，将来的事业全无安排。社会上对他们的后事也注重在棺木的好坏，出殡仪式的冷热，遗产的多寡。子孙后代德行高低，前途明暗，却不归咎到死人身上，这社会明显是为着死人，不为活人；为着过去，不为将来。我又何必庸人自忧呢！“回收”后的感觉，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
同年12月，上级发出通知，所有“试用”、“代课”教师凡符合条件的均可办理“转正”手续。这些人员是“文革”前积压下来，都有十几年的工龄。对我来说，这无疑是在生存中又得到一次鼓舞。在评议会上，我象一件样品摆在众人面前，让大家一一验看，评头品足。好的是这次“转正”不受名额的限制，教师们都乐得说好话。不象后来又一次“民办”教师的“转正”，全公社五个名额，而符合条件的有二十七位。为了得到生活上的保障，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大言不逊地摆自己的“功劳”“成绩”，与此同时又竭尽全力去揭露别人的错误隐私，还要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各尽其能地表演着，差一步就是你死我活的相拼，实在怪可怜的。
可是，我的“转正”却受到上面的阻挠。县宣教组的“军代表”，一位由士兵提拔起来的朱长官，说我在“清队”中受“审查”的问题还没有“结论”。既然没有“结论”，当初却又把我“下放”，如今办理“转正”倒认真起来要“结论”，甚至扬言要追查是谁把我“回收”进来。这话在当年并不奇怪，因为“文革”还在进行，迫害就不会停止。
我理直气壮找“定案办”要“结论”去。他们却推得一干二净，不是原班人马，谁都可以说不知道，敷衍搪塞，不愿明确表态，自找责任。然而当初“审查”一个人，把人莫名其妙“下放”时，是那么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那时却谨慎起来。眼看别人都已“转正”，评级定薪，唯独我还悬着，心里不免着急。每个星期回家都不得不往县革委会大门跑去，象一只失群的蚂蚁，看去似有急事在身，却是被恐惧驱赶着，毫无把握地瞎撞而已。那个朱长官十分不耐烦，坐在办公室里动也不动，连打个招呼，说声“请坐”都不肯。往往是我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把要说的话掷出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有时纠缠了好半天，他仍一言不发，勉强说出又是毫无考虑的余地，或象驱赶牲畜那样把我撵出来。有时也得到满口应承，得到一线希望。过后却毫无效应。我只得又跑上级，找地区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他们倒是十分热情，认为应该给我“转正”。可县里的人说：“那就叫他们下个通知吧！”推来挡去，把我当皮球耍了。那些人总是找出一切借口来为自己推卸责任，也许在官场上他自身也有够多的烦恼要处理，切身的利益占去他全部的心思，难怪对下人会漫不经心的。后来县里一位领导“表态”：“照理说应该给你转正，可是事情复杂呀！”一句“复杂”又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领导也可以心安理得去办别的糊涂事。而我只能永远被“复杂”起来，不得“转正”。
我十分感叹，自己没有一点财富可以触动别人的贪婪，又没有一个“后台”能为自己撑腰。他自然就不放在眼里，何况又不是非做不可的事，甚至连考虑一下也未曾有过。“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为着他自身的利益，恐怕还不惜牺牲别人的。这种人一点也不象是共产党的干部。每当跟他周旋了一阵之后，总觉得自己更矮小，失望得更快，有时就决意不再去向他乞讨求好，宁愿默默忍受困苦，还可以在精神上稍胜一筹。
我只是哀叹，一个教师教了十几年书，他的学生已有不少人也当起教师，可他自己还不能是一位“正式”的教师。好的是学生没有瞧不起我。就在我为此东奔西走的时候，一位过去在崖崎小学读书的学生，特地跑到家里来找我。他刚说已来了三次才见到我。我感到一点宽慰，难得这世上还有人惦记着，看得起我。他已是成人，第一次跟一位长大了的学生谈话，觉得师生感情依然存在。虽然我的处境十分狼狈，他却照样在尊敬和爱戴，视我为他的一位难得的启蒙老师。其实那时已经不是我去指导他们，而该是他们来给我指点和帮助了。但看得出他仍对我抱着“个人迷信”。也许我过去的确做过一些对学生有益的事，我自己是完全不记得。他那样地敬重，我倒要后悔当初做得太少。可想着眼下不应有的待遇，我又觉得已经做得够多了。
社会就这样地不公平，因为受过“审查”就不得“转正”，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后来据有关人员透露，早在1962年组织上已对我的问题作出如下结论：“经公安机关侦查，纯属集邮活动，没有政治目的、企图和活动，其团籍和就业问题应给予解决，此案不必复查。”可是“清队”中一些人总想从石头里榨出油来，不惜采用一切手段逼迫我，引诱我写出假口供，然后据此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