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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在我交往的熟人朋友，同事亲戚中，有谁象我这样坚持偷偷写日记？好象没有。但是我相信人们都在“变换手法”，在默默地不露声色地做些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包括象我这样写一些不能发表的小说、诗歌、杂感、日记等。中国八亿人口一定不乏勇敢的人。“文革”初的“抄家”，不是声称发现许多所谓“黑”文章、“黑”日记吗？正好说明中国还有希望。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允许人们坦率地说出心里话，大家只好采取隐蔽的充满敌意的行动。在言论不得自由时，便躲在“黑暗的角落”同知心朋友交换一点对社会的见解，发泄一丝不满的真情，吐露一缕内心的希望。这种现象不仅在普通百姓身上，在干部队伍那里更是如此，而且官阶越大，内情越清楚，谈起来也越可怕。这样的谈话在“史无前列”的年代，危险随时可以降临，更何况写文章，倾吐内心的想法，马上将遭到围攻和迫害，跟上吊，投水一样是自杀的行为。
因此我不得不时时为自己担心，留在日记本上的痕迹一旦落到别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可以说，日记主要在解剖自己，可以有许多无聊的腐朽的乃至反动的东西，是为了给自己作为教训和参考。并无意要给别人看，要去宣传或鼓动什么。可是在那些以斗人为能事的人手里，却一定要从鸡蛋里头挑出骨头来。而个人被枪杀还可以如愿，这是自己选择的，“将来”仍在。要是我的日记也同时遭到毁灭，那就连“将来”也没有。死于无望是最可悲哀的。所以在这种年头，我关心和保护我的日记胜于照顾自己的生命，只要空气一紧张，我就让它躲进安全的处所，成了“隐藏的反革命”。有一段时间就很少去写日记，即使偶而写写，也不得不考虑万一。因为不敢如实反映内心的想法，大胆评击现状，直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的便是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与其浪费时间，不如不写。
也许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因为我所写的也仅仅是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它来自家庭，来自社会；有个人造成，有别人强加，苦甜酸辣交织一起，迫使我要呻吟，要呼喊。呻吟不能大声，呼喊又没有场所，就只能到日记本上去倾吐，把痛哭和欢笑的痕迹，把愤恨和后悔的真情，都留在日记本上。人们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也要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这没有什么不好的。然而专制的统治，往往会使人们无中生有地感到害怕。
我自己也曾经怀疑过，记日记到底有什么用？如果将来能成为一名作家，它也许就供给我一些素材；要是一事无成，何必呕心沥血，白白浪费光阴？再说，我所写的真有意义吗？真能对别人有所帮助吗？
其实，许多人记日记，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更不会都是为了成为作家。自己将来即使不能据此写出一部小说，一篇有意义的文章，还可以写些片断、琐记，写三言两语的话，虽断头缺尾，或拥肿，或干瘪，因为是真实的是心里掏出来的话，便是有用的，至少可以提供给别人去创作。总之，只要我不懈地努力，只要我比周围的人更艰苦地攀登，绝不会是白费劲的。我的行动本身就有意义，正如我曾经做过的种种追求理想的努力，虽是失败，并无后悔，还因为能顽强拼搏而感到心里踏实，感到活得有意义。
对未来我始终存有一线希望，想必会一年比一年好，这也是我感到没有虚度年华的原因。我一天天地写，就觉得自己在一步步走向理想。一个人能在末路中看到光明，时刻感到一种向上的生机，觉得自己将走更远更美好的路，那么无论眼前有多大的困难也能忍受，并愿意更高地要求自己，更有勇气和信心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无论什么困难都是暂时的，唯有光明是永久的。也许命运早就安排我要走这条路，使我不致于陷入贪图个人安逸的泥坑里。
翻阅我的日记，心里有无限感慨，里面除掉一些天真幼稚，却也完整地记载着我走过的路，我对生活的感受，对事物的看法，对未来的憧憬。也记录着我的心声和遭遇到的一道道坎坷，可以代表这社会如我这类人的经历和想法。这是一些宝贵而有用的素材，我要努力使它的作用不只限于子孙们。它应该走到社会去，对别人有所启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要把它们整理出来。同时满足自己一种创作欲望，不至于在无聊中感到人生的毫无价值。这是一个“逍遥派”当年所能找到的最有意义的工作。
我从最早的日记开始，按时间顺序选取那些有意义的，能体现我的思想，对别人有所启发的事，抄录下来，写成文稿。可是一着手，才发觉十几本日记，要从头细看一遍，已经不下于看几部长篇小说，何况还要抄写。我每天一早伏案忙碌，午休也没有睡好，差不多工作十个小时，天天如此，坚持了近半年时间，忘了外面在“风云变幻”。我得到鼓舞，也感到疑惑。“担心”总是时时伴随着我。我曾经遭受过幻想的破灭，我又总是把希望放在“将来”这个未知数上，以“将来”为唯一目标来设计我的时间和道路，仿佛已知的已使我感到无望，就尽量要用“将来”来支撑自己。虽然因此我增添了勇气，度过了难关，但它的存在于实际的可能又有多大的距离？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位长者给我指明方向，启示真正的未来，让我的“将来”变为现实。我常常陷入茫然之中。所幸，不管我的思想怎样起伏，我的整理工作照样在进行下去，因为一旦我不从事这项工作，我就没有勇气在一些人的岐视中走过来。只要我一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在为日记绞尽脑汁，我便闲适起来，庸碌无为，脑子停止转动，变得空旷荒芜。于是，世俗的精虫活起来，便占据了这空出来的地盘，逐渐又孕育着自私和卑鄙。因此我坚持着这一提高精神力量的工作，就象空气和水在维持我的生命，没有它我就无法生存、无法拯救我自己。可我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严重失眠，甚至整夜整夜睡不着。第二天写不上几段就头昏脑胀，眼花手颤，不得不停下休息一会儿，但往往没有等到脑力完全恢复，又拿起笔。到基本完成工作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垮了，不得不为看病吃药而忙碌着。一个“逍遥派”的日子就不再是轻松的了。
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总算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人们期盼国家从此会安定下来，走上正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胜利者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开始了对反对派的惩罚。我的邻居有一位青年工人，是一家工厂“红卫兵”的头头，属于不掌权的一派。一天，竟然有一队人马举着彩旗，鼓锣打鼓，热热闹闹来抄他的家。简直象一群明火执杖的强盗，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别人家中。我正在房里抄写文章。母亲惶恐地进来告诉我，“对面抄得可厉害了，连地下都挖翻，几个人逼他交出印章材料，他又硬说没有。听说下午还要来。你要小心点。”我心头一沉，难道母亲知道我在做可怕的“文字游戏”？
“文革”初破“四旧”在抄家风盛炽时候，母亲怕招惹是非，曾经叫来表弟，撬开我的箱子，把那些可能被当作“反动”的邮票，全撕下来烧掉，还把一些朋友的照片，只要是古怪一点的，或有点摩登的女孩子照片，全当“四旧”“处决”了。我回来后得知情况，为那些辛勤搜集的邮票感到万分可惜。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送我的一枚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及其它一些珍爱的“国邮”，总数一千多枚。放到现在可是价值不菲，当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我的日记本却全都安然无恙，母亲不知道那些是比邮票更危险的东西。为安全起见，当时我就把那些日记本装在一个铁箱里，偷偷埋在厨房间的地下，直到这次才拿出来。
母亲这一说，我忽然感到不安全。那些人会不会株连九族，抄起邻居的家？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一日记本被查抄，连同抽屉里的文稿，都可能成为“反革命”的证据，连生命也难保。当年曾有一位十五岁的孩子，只因为书写一句对领袖不恭的标语，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对无知的少年如此重罚，说明当时的司法如同孩子一样偏激，整个社会都缺乏冷静和思考。其实借助“恐惧”来制止犯罪，倒有可能使一些人因恐惧而不自觉地走向反面。向来罪犯未被揭露，还会胆小心虚，一旦败露，反而会疯狂起来，做出本来就害怕的事来。
但是，我又无论如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