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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一种惯性还在推动自己。
同行的他们也开始厌倦了，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些鬼话连篇的大字报，再好的河山被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一遮盖，也变得破烂不堪，不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形势的发展越发叫人糊涂，令人心寒。到处都有那种近于野蛮的粗暴行为，不顾客观事实，不尊重他人的意志，硬是将自己一套观点强加给别人，肆意侮辱那些已被打倒的人。即使在战场上，只要对方举起双手，还要优待俘虏呢！而那些人的尊严和权利却没有得到一丝保护。自古以来公认的美德被歪曲玷污，只因为有些人看不惯。我的一颗热烈的心，逐渐冷却下来。本来可以原谅的，也因为失望而开始憎恨。
回想“文革”初家乡破“四旧”的情景，更是愚不可及。让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四旧”的学生，去搜寻“四旧”。他们挨家挨户查找，凡是来自“过去”的，在孩子们眼里便是“旧的”，属于破除对象。许多经久不衰的古文学作品被焚烧了，一批古董被视为无用的玩物砸碎了。更可笑的是祖父房里挂着一幅曾祖父的照片，只因为身上穿的是清朝时代的服饰。“红卫兵”见了便说是“四旧”。祖父起初听不懂还忙争辩说，“那是我父亲，不是四舅。”当知道是指照片里那身服饰，祖父更惊讶：“那你们叫他当时该穿什么？”但最终还是被拿去烧了，当时可是“红卫兵”说话算数。大街上凡属“牛鬼蛇神”书写的招牌、匾额全被戳破。几座古代碑坊被拆除毁坏。剧团里的古装戏服，上千元一套的，也拿到街中心烧了。一群“红卫兵”举着红旗狂呼乱叫地冲向科山寺庙，象进攻一座敌人的碉堡。到了那里，见佛便砸，简直跟见人便杀的强盗无异，不知道因此毁坏多少名胜古迹。“我们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是最最最革命的。
要是不肯自动交出“四旧”，发啰嗦表示不满，马上会以抗拒运动论，遭到“无产阶级铁拳”的重重打击。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语文教师，一生爱好集邮，平时收藏着不少清朝民国时代的邮票。不幸被“红卫兵”查出，那些娃娃看到邮票上有“中华民国”的字样，有十分显眼的“十二角星”徽志，尽管票面上是孙中山的头象，“红卫兵”却象看到蒋介石、狗特务一样，怒不可遏，视为大逆不道，立即把那位教师拉出去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批斗了一场又一场，跟“窝藏反革命”、“伺机反攻大陆”同罪。可以不经任何人批准。这叫“放手发动群众”，因而也放任了群众。有的人就要吃眼前亏、受侮辱、受损害。那些人只知道斗、斗、斗。斗得那些“走资派”（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个个可怜郎噹：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斩牌”，手里敲着铜锣，没有铜锣，即以面盆、铁桶代之。一群红卫兵押着他们象耍猴似地满街里走。有的经不住红卫兵的折磨，自寻短见。县里一位局长跳水库自杀，另有一对夫妻双双服毒。“红卫兵”还要在他们的棺木上贴上大字报，写着“反革命分子灭亡之日，就是革命群众开心之时。”稍为正直的人，谁也看不下去。
想起这些，我开始从盲目的追随到冷静的思考。但是为了继续考察外地的情况，获得更多的启发。我还是往前走了，此时的动机跟出发时全然不一样。也不再传递信息和传单给所谓“总部”了，连家书都不去写。
1967年1月6日我们进入广东省界，一时又都振奋起来。因为出省了，这对许多人来说是第一次的。希望看到省份不同，人们的生活道德、政治面貌会有什么两样，还有风土人情有何差异。可惜除了一些东西叫法有点不同，人们的思想行为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有超脱的现象存在。大家也很快被旅途的疲劳占去一切，盲目地只知道赶路，心目中只响往着广州，一个更繁华的地方。
为了早一天到达广州，我们中途搭乘了一段火车。这同样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人们总是对头一次享受有深刻的印象。那是一辆从深圳开来的列车，车上有不少“南洋客”。我觉得不能在这些衣冠楚楚的人面前出丑，便巍然襟坐，目不斜视，好让这些从国外归来的同胞知道一点民族尊严。至今也就想不出有怎样的激动。可见要想得到真切而生动的感想，就不能在新事物面前装模作样，应该让人的天性自然而可笑地流露出来，稳重同轻浮一样体验不到真实的情感。
火车拖着长长的嘶鸣声把我们带进广州市区的时候，已是夜晚。从朦胧的夜雾中看到远处一大片闪闪烁烁的灯光，我还是被引诱到车窗口去，象这样的夜景过去只能从银幕上看到，那时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部看不尽的电影，密密麻麻如同繁星的灯火，显示这是一座不夜之城。要不是火车太无情，我是不会从车窗口缩回来。
在徐徐的汽笛声中进站了，我怀着满足的心情步下火车，一时觉得到了一个革命的圣地，就要去参加伟人的代表大会，要跟那些气宇昂扬的大人物并肩同坐。我的血又要沸腾起来，我的同伴在啧啧称赞，他们有的被车站的宏伟吓得目瞪口呆。
可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那时被称为“两面派”的陶铸刚刚在中央被揪出来，他还是中央文革小组“五干将”之一，是广东省的前任省委书记。这里的“当权派”象预料到什么，纷纷逃避。广州象个“不设防的城市”。省委机关瘫痪，市政府没人过问，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不知去向。接待室成了难民营，整个大厅全是徒步“长征”到这里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垂头搭脑，无精打彩，有的躺倒在地上，有的背靠背互撑着，或倚着柱子，蹲在墙边，几乎都在埋怨不该出来受罪。听一些人介绍，他们已经来了三天三夜还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没有人给办理接待手续。门口有一群人在拼命敲打办公室的窗户，大声叫喊，可是整座房屋象死人一般，任你百般捶打也不吭一声。
我们只好跟大家一块挨到天亮。第二天不知道是谁从哪里弄来一位工作人员，几十人簇拥着把他推向办公室。他在不停地挥手声辩，不肯向前。可是没有人听他的，两个象是头头的“红卫兵”把他硬塞进屋里去。外面的窗户立即贴满了一张张渴望的脸，十几只手一齐伸向只容得一个脑袋的窗口。我们还算幸运，相到一位独占鳌头的人求他代办了，才没有受到更多的苦头。
我在广州住了十四天，每天到一个地方游览参观，广州的风景胜地几乎看不完，有几处离住所远一点的就没有去过。关于他的美丽还是留在我的记忆里吧！肯定有很多人写过。不过我觉得他不如鼓浪屿有种自然的美，他端庄浑厚，两个相比，犹如看油画和水彩画，一个是远看得好，一个是近看得妙。对广州的想念还是在离开她以后，到了上海，才觉得他是和平好客的。然而在珠江畔还有一群贫穷落后的水上人家，十几条小船横卧江边，一船一户人家，住着老少两代人，还喂着鸡鸭猫狗。破烂的衣裳晾在桅杆上十分显眼地随风飘扬，无疑给这座美丽的城市抹上一笔极不相称的色彩。就象在一个豪华的客厅上还摆着几只讨饭的篮子，太煞风景了。
在广州“串联”期间接触到的人不多，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从上海来的“红卫兵”，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听他自我介绍是一位中学教员，三十几岁模样，穿着十分朴素，待人也和气。他整天呆在房里写东西，很少出去游玩。交谈中他直言不讳为“大叛徒”刘少奇辩护。我们感到惊讶，一个个默不作声。我却从内心钦佩他的胆量，看到中国的希望，在那样恐怖的年代，居然有人敢公开唱反调，是很难得的。他只住了三天就走了，他那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象一盏明灯，一直亮在我的心里。
我的同伴大概玩够了，想起家了，都决定回去过年。我不打算回去，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应该继续“长征”到别的地方，应该上北京。结果只剩下我独自一人，这样也好，失去一种依赖，倒是增强了独立的能力，我再不必去考虑和迁就别人的意愿了。
2月4日我办理专供“红卫兵”的免费火车“返程票”离开广州，当时各路“红卫兵”彼此交换“返程票”，反而走得更远，有人因此走穿大江南北，周游全国。我则采取不在中转站下车的办法，有意让50次列车把我往上海方向带。此时，一路上象在荒野里穿行，车窗外满目萧条，冷气嗖嗖，光秃秃的树丫子呆立在铁道两旁，没有一丝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