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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的来信，她尽在数苦，数生活上的困苦，没有钱订报呀！连寄信的邮资还是朋友送的呀！等等。我就寄了一点钱去。她回信却说不稀罕金钱，说曾有一位华侨子弟追求过她，答应给她几千元存款，她都拒绝了。真是的，我感到一种虚伪和欺骗的存在，但是我仍然想用真诚去打动她。
想不到她的来信却变得如同外交文件那样堂皇、枯燥，没有一点爱情的味道。我热烈的心被冷却下去，不得不坦白告诉，对我来说，恋爱并非终身事业，爱情必须双方真诚对待，共同呵护。我同时希望爱情能帮助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仅在敷衍和出于不得已，请尽早说出。
她回信把我大骂一顿，什么“背信弃义”，“玩弄女性”，只要她想得出都用上了。最后竟得意地写着：“告诉你吧！组织部的王干事早就在追求我，是我一直不肯答应，现在我终于可以下决心了，到时请你再来喝我们的喜酒吧！”
我气得浑身发抖，知道自己上当受骗，真正被玩弄了。这也许是她设计的圈套，也许是她相好出的计媒。其实你同一个人合谋干了坏事，他不认为你是他的知己，反而觉得你不外也是如此。她在政治上有相当的野心，我是早就看出，尤其经过“社教”运动，她更渴望有一个政治上走“红”的人当她的后台，她始终想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点我无法满足她。她又以为女人要被男人死不放心地追求，才显出她的高贵。我认为爱情不是游戏，用不着说一些蛊惑人心的话；也不是一场战斗，必须讲究战略战术。爱情应是一首优美动听的交响曲，需要双方真诚、和谐地来共同演奏。几个月来我辛勤浇灌，满以为到秋来可以获得丰硕的成果。她却擅自把盛开的花朵踏成烂泥，把一幅绚丽的图画撕成碎片。我不知道她这样做的心情是怎样，我还象当初忠于自己的诺言，忠于自己的天性。我不曾有过使别人痛苦的想法，却不料得到别人施加给我的不幸。泰戈尔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而说她欺骗了我们。”我在一次次对生活的探索中懂得它的真理。
我的心受了伤害，本想进行反击。如果我不悲伤，那将损害我的人格，暴露几个月来我对爱情的虚伪。但是我不至于过分悲哀，我终究不是一个傻瓜的痴男人，即令我的悲哀，也不单单是为了她，她不过是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一员，我悲哀的是导至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象原谅一个无知的孩子，不愿再去想她。“只管走过去，不必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还是泰戈尔说得对。
在回忆录中我尽量写出当时的心情，并不代表现在的看法。恋爱婚姻是一生中的大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追求，这是无法勉强的。必须慎重考虑，也要大胆进取。那些不成功的婚事，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说双方都有责任，完全归咎于一方并不公平。
十三、一束不象爱情的书信
我有对象了，是钊人介绍的。
1966年3月，钊人到学校看望我，言谈中提到我的婚姻问题。他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忽然他想起他一位亲戚有个女儿，尚待字闺中，并说是不错的一位，问我意见如何。我坦白告诉：“试试看，不知道人家要不要。”钊人却越谈越起劲，一再说准叫我满意，并很有把握地表示：“包在我身上。”
钊人回去不久，果然给我来信，说事情已有端倪，对方愿意交朋友，叫我按他提供的地址先给她写信。
也许是前世有缘，从此书信象雪片般飞来往去，又经过几次会面，两根孤单的弦，终于和鸣了。钊人的话不错，他了解我，也了解她，由他当“介绍人”，所持标准和母亲他们的就不一样，这首先是事情成功的关键。
我和美娟的结合，除了感谢这位“红娘”，还要感谢那些书信，是它们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对此我特别怀念，至今保存完好，用红线扎成一束，永不分散。我们有个约定，在共同生活中，如果因对方引起不愉快的时候，就去看看那些书信。重温旧情，可以使怨气烟消云散，使委屈舒畅。我们从来不幻想要过一辈子“和平”生活。
那些信件本身极为平常，不是哥呀妹呀一类的情书，倒成了我们交换对生活的感受，对社会人生看法的场所，可以看出我那时的生活片断和思想理念。我选取几封给美娟的信，作为对当年的一点回忆，不单纯是为了爱情。信首的称呼，信尾的祝愿、署名、日期、全都略去，代之以序号来表明信的先后。
（1）
第一封信不知该从何说起，倒不是为派词遣字的反复推敲，社会上的恶习和可怕的议论，往往束缚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男女间的往来，动辄有“某某追求某某”的嫌疑，似乎那是不道德的。生活中的朋友，习惯以同性为自然现象，只要有异性在内，就难免生出许多非议来。我希望你不会带着世俗的枷锁理解我这封信的动机。
生活的隔离，工作环境的不同，唯一能使人们相互了解，沟通情感的也只有书信了。写信原不是一件难事，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也许开头会有顾虑，要想一想，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有的就故意杜撰“优美词句”，尽说动听的话，却忘了写信的真正目的。我希望自己“原来怎样就怎样，信不信全由你”，就不加思索了。
我的情况，钊人大概都已告诉你，就不再重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话是一定会多起来，自然起来的。
（2）
来信收到，还是你爽快得多，一封信竟让我感到有点老朋友的味道，我的担心已是多余的。你如此坦率介绍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毫不掩饰谈出你的个性和爱好，可见你对人的信任是在我之上。
过去家里教给我的是一套老实做人的哲学，对社会上的种种欺诈一无所知。上学时又因为成绩不错，一心一意想考大学，实现自己的抱负，却跟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一到走进社会，那里已是另一种考试办法，评定的不是及格或不及格，而是一个人的幸运或倒霉。我的理想接二连三地破灭，冷酷的现实迫使我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挫败了我满有把握实现的计划。社会不象学校那样单纯，凶狠的人会显露一两件美德来迷惑人，正直的人也会被迫做出违心的事。钊人有过痛苦的教训，在一次政治运动中，他的一位朋友在别人的“启发”下，为了表示“忠诚和觉悟”，竟将他俩在一起交谈过的涉及政治的言论告发出来，想请领导也帮助钊人“提高认识”。钊人并不知道朋友这种近于告密的举动。当领导要他“交代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当然不把那些话当作问题向组织交代。其实朋友在一起谈心，自然无所不至，也极少考虑后果，彼此交换一点对社会对现实的看法，也都在疑惑之中，是不能代表一个人公开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由于这位朋友的糊涂，造成钊人的不幸，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从此钊人变得世故持重，不敢随意跟别人谈论政事了。
就这样把原来就不平坦的路，搞得更为险恶。一个人不能直接了当为人类造福，却要处处提心吊胆，防范他人的暗算，见人先上下审视一番，看看对方的来历；谈话先诺诺应答几声，猜猜他的用意，而后选择可以说的话，即使违背本意也一点不脸红。过去说：“逢人只讲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我曾经表示反对，如今也只能在心里蔑视，现实中它并非全无道理。还有一种人从政治斗争中学来一套本领，毫不分辨地就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连自己的亲戚朋友也不例外，学会了昆虫般的“变色”和“拟态”。褐色的蝗虫尽管不美，在枯草中它是最幸运的。这种人的生命力特强，适应性最大，因此学习和模仿的人反而多起来，路子也就更难走。有时你试探着要跟别人讲一句知心话，他却从现实斗争中学会了“防你三分”，不敢响应你的热情。你讨个无趣，也警惕起来。当他悟到你是出于至诚，恐怕你却开始怀疑了。
人们喜欢说：“生活就象大海洋”，这是指它的广阔和丰富，也说明可能遇到风浪险阻，指的是大自然的考验，这倒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生活中还有魍魉魑魅的黑暗东西，比大自然更令人捉摸不透，如一堆尚未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