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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校长召集教师开会，大谈学校乒乓球队在公社比赛中获得优胜的事。他为此高呼：“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能为集体争光的学生，没有集体荣誉感，书读得再好也没用。”所谓“为集体争光”，说白了是为校长一人争气，好让他在全公社校长中高出一等。教师们并不感到这个荣誉有自己的一份。其实对上面讨好效力，顶多得到提拔重用；而对手下的人关怀照顾，却可以得到尊敬和拥护。一旦需要，有人会替你出生入死，还可能荫及你的子孙后代。
校长又谈到这学期要评选优秀班级。名义上是为了互相促进，实际上是借评选，评定班主任工作的好坏。教师们不得不在工作中处处照顾这种名誉角逐，搞些表面形式的东西，而不愿去做从长远考虑的工作，不是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而是跟着评比转，做荣誉的奴隶。评比对一个懒散的人可能有促进作用，对一个责任心强的教师却成为不必要的负担。我不赞成这样的评选，照样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多开展有益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观访问，开展体育竞赛，举办文娱晚会等等，让学生过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生活。校长仍坚持他的做法，其他教师默不作声，我的发言又成一次空炮，如果继续顶撞下去还会被看成是故意要和领导对抗。
最后公布这学期教师任课情况，照例又是一番争吵。过去我有过一次，同事们为了表示“公正”，都站在领导一边，非议我的不是。我为此得出教训：这种争吵有损无益，更何况给了同事一个巴结领导的机会。那天又发生两起争端，但不在我这边，在那些非议过我的人身上，我就很感到有点幸灾乐祸。
我虽然喜欢与人争论或争斗，总是对事而言，从来不针对人身。只要我发现有值得争论的，不管牵涉到什么人，都要争个是非曲直。我会动用所有的“武器”，说理论证，讽刺挖苦，常常不留情面。但是过后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恨，自己总结一下得失，又去注意和找寻另一个值得争论的目标。我不知道因此和一些人结下仇恨。他们却不肯就此罢休，往往在背后算计，等待机会对我报复。这使我感到非常悲哀。一些人也认为我到处树敌，十分孤立，打心眼里瞧不起我。我很懊丧，感到这种性格是不适于生存的。
这次我很佩服他们争吵了一阵之后，便停在那里做进攻和防御的准备，同时向外收购同情和支持。几个人纠集在宿舍里议论别人的短处，将自己说得十分有理，把对方讲得一无是处。这一切又都在背地里进行，当着脸谁也不吭声。我的宿舍相对冷清得多，很少有人过来问津，更不用说是来交心问底。
我有时也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有点被人遗弃了。我不善于吸引人，又是一个孤僻的人，一个不会同情和附和别人的人。事实上偶而有同事步入我的宿舍，我会六神无主，找不出好话儿来跟他谈，往往是请坐之后便相对静默，或是他向我诉苦一阵，我仍无反映，于是他就站起来告辞了，这时我心里也不痛快。而那些冷漠得象具僵尸一般的人，对我也是一种压迫，相比之下，我的心就要急躁起来，我外溢的热情完全被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冷气给冻结了。还是没有人来打搅更好。大概我的兴趣和事业不在于有许多人。在孤独和忧郁中我的思想才有生命，愉快热闹的场面都可能将我的理想冲淡。胡适先生说：“老虎总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才需成群结队。”是很有道理的。
在学校里，跟校长和教师们的关系，我可能处理得不太好，但是对待工作，对待学生，我是一丝不苟，尽力要教好书管理好所担任的班级。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自己一败涂地。
一天下午，班上一位学生郭祖生向我请假，说他母亲病了，要提早回家煎药。我当然同意了。放学后，几位学生跑来报告说，郭祖生欺骗老师，他到校外去赌钱，还对他们说，“做人要学狡猾一点！”虽然只要善于裁剪，歪斜的图案，仍可以成为端正的图片。但我平生最恨不老实，也不许学生赌钱和“狡猾”。加上那些天正有一肚子气，听到这种“报告”，一时火冒三丈。跟着学生冲到校外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郭祖生叫到办公室来。受骗后的疯狂竟不考虑后果，边责问边将他猛力一推，把他撞到墙上，郭祖生的嘴唇被牙齿砸破，顿时口腔出血，他乘机大哭大闹，血流不止。我一看慌了，不知所以。教师们闻声赶来，有的帮他擦血，有的挡住看热闹的学生。一会儿他母亲骂到学校来了。我狼狈不堪，此时郭祖生竟有点昏迷的样子，一些人又赶快去叫医生。学校里乱轰轰的，我急得团团转，心里懊悔莫及。自己怎么蠢到干出这等事来，跟我的人格意愿多么不相称。我平生第一次做出伤害别人的事，他又是我应该循循善诱去教导的学生。我的痛苦无以言表。面对学生的哭闹，他母亲的伤心，同事的责备，学生围观的难堪，我感到无地自容。郭祖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是非自杀不可的。
后来，郭祖生总算平安无事。我也登门道歉。家长通情达理，一再骂自己的儿子不学好，老师教育得对，当然也心疼自己的孩子流了那么多的血。为了惩罚自己，我把头发理光了，让自己记住这是一次永远的耻辱。
那天校长正好不在学校，回来后得知情况，他好象觉得这下有工作可干，特地去家访，却不是帮忙做善后工作，而是找来班上其他学生个别谈话，要进一步搜集我的材料。我很坦然，错误明摆着，别人安慰也罢，辱骂也罢，都不能减轻我内心的自责。我不想作太多的解释，过错是一定要纠正，教训也一定要吸收。
这事发生后的第七天，校长找我谈话，先说了一通体罚学生的严重性，又说家长准备告到县里去，问我打算怎么办？我承认自己有过错，也开诚布恭地指出，校长不该在背后对教师搞小动作，这不是在帮助人，而是乘机落井下石。校长看不到我象个“罪犯”的样子，故意曲解我的意思，说我态度恶劣，不承认错误，还反咬一口。我知道谈不下去，以校长对人的逻辑，他不会理解我所讲的句句是真话。他到中心学区去汇报，回来神气十足地宣布：“公社党支书指示，责成何海生公开检查。”大概我这辈子注定要不时作“检查”。
4月20日晚上召开教师生活会，让我作公开检查。我毫不掩饰地谈出自己的过错。因为坦露错误，说明有改正的决心；如果隐瞒过失，将会受到时间的惩罚。但大家照例要提意见“帮助”。他们都认为应该给犯错误的人以痛感，而后他才会改正。仿佛一旦陷入泥宁，唯有岸上的人能帮助他。于是每人发表一通激烈的言辞，有的上纲上线。郭祖生是贫下中农子女，文章自然好做了，什么“法西斯行为”，“摧残贫下中农子女”，差一步又是“阶级报复”了。我是个有“棱角”的人，平日少不了会划伤周围的同事，因此得怨甚多。一两位跟我感情不和的，乘此机会把一些鸡毛蒜皮与过错毫不相干的事也一古脑儿搬出来，随意发挥，扣帽子。反正人人的权利比我大，分辨和解释是无用的。一些人正苦于没有话题可发挥。我要是说出真话，他们立即会说我不够虚心；我如果一言不发，又会说我对批评有抵触。唯有我说出假话，大家才会满意。
我很感慨，人们并不伟大，至少我周围的人很少有人理解我的心。因为我粗暴，不懂得忍耐和妥协，我便成了一些人十分称心的陪衬。那些无爱于人类而又十足自私的人受到称赞，因为他们懂得温良谦恭让。人们喜欢他们的好面孔，愿意听他们的花言巧语。唯独我不是这样，这不懂世故的黄毛还没有在我身上退尽，我始终不肯昧着良心说瞎话。我知道自己有缺点，也有优点。别人的看法无论是好是坏；都要中肯才能叫我信服。过高的赞誉，我会认为他要利用我；过低的贬价，我会感到受委屈。说我不好，我一点不苦恼，对自己我比谁都清楚。恶意的诽谤反而令我冷静下来，感到没有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