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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包袱”以后，校长一连几天绷着脸不跟我讲话，而是一会儿找这个谈谈，一会儿又对那个唠叨。我知道他心里揣着一窝蜂，感到不好受。我十分烦恼，脑子里不时闪现校长粗脖子的影子，我火热的心被浇上一盆冷水。教师们还告诉我，校长到刘同志那里告我的不是。我不以为然，自认为提意见纯粹从工作上考虑，并非出于个人恩怨。我也不想去解释，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聊的纠缠中。只要事情一过去，我就不愿再提它。
但是有一天，刘同志找我个别交谈，先是对我讲了一通“政治统帅业务”的重要性，说这是地委的指示。我很奇怪，从来都说存在问题是“重业务轻政治”，是“只专不红”，还没有听到是在指责“重政治轻业务”，“只红不专”的现象呢！如果确实存在那样的问题，为何一再批评而不能改变。不能收到效果的说教还有什么意义？我想根本原因还在于不相信群众，喜欢极“左”的倾向，希望看到不断的“重政治”的形式，却又对自己的措施缺乏信心，担心别人不肯做，不时要来嚷一阵。即使所谓“重政治”，也全看领导的意思，他对你满意，你就是“突出政治”。否则他不放心，就找你的麻烦。其实各人的兴趣和专长不一，有的在政治上有进取，有的在业务上有成就，怎就说前者是“红”，后者是“只专不红”？强求后者在政治上作出努力跟强求前者在业务上作出贡献，一样是不容易的，很难说谁进步，谁落后。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应该承认这种差别，允许他们“共存”。不该强调人人都去钻研政治，难道我们的国家将来只需要一批政治家？难道科技事业也靠政治来搞？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不怕知识分子思想背叛，社会主义国家要如此担心？记得化学老师曾讲过，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曾大肆抢夺德国科学家，他们就不怕那些人曾经是法西斯的“帮凶”，他们要的是那些人的智慧，而不是“政治”。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
刘同志显然把我看成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他并且了解到我曾经屡次想考大学，就肯定地说：“有的人总不安心工作，一心想考大学成名成家，这是资产阶级名誉地位在作怪……”我想有些人喜欢以己度人，有时他评判别人的话，放在自己身上，往往再合适不过。我眉头一皱，想不到貌似庞然大物的工作队，也是这种论调。当时我仅在心里强烈地反驳：“难道一个人不能有更高的理想？不能努力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一点？难道只有下决心当农民才是进步的表现？”刘同志最后说：“大家反映你骄傲自大，目无领导，你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根源。”
我心里一惊，难道刘同志不调查个明白就深信不疑。如此偏听偏信，叫我从何说起，即使说了也改变不掉他已形成的概念。我向来不懂得为自己说情辩解，不懂得防范他人。我一如既往，只知道从工作出发，从集体的利益出发，去想，去说，去做。我以为工作队自会洞察一切，分辨是非，我把他们看得过于理想化了。我又不愿到处去对人埋怨数苦，这是奴隶的声音，一旦得不到同情和支持，懊丧就更深，甚至把不满的情绪泄向听你数苦的人。
我提醒刘同志，校长对我那天提他的意见是很反感的。但是他不肯承认是因为校长的缘故，说是每个人都要过好“社教”这一关，要在“社教”中接受“教育”。大概一个善于讨好的人，会被当作有教养的绅士；一个坦诚相告的人，往往成了鲁莽的汉子。其实坦言如雷鸣闪电，过后晴朗；沉默才如乌云浓雾，令人恐惧。我对刘同志感到不解。好吧！检查就检查，能帮助我更坚强起来，改掉劣习，倒是欢迎的。我答应了。
那天晚上由我作“检查”。校长摆出一付“公正”的样子来“帮助”我认识错误，说我如此下去，将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云云。他替我打算的是怎样以利诱我，叫我贪财而从，以政治胁迫我，叫我屈节而跟。我冷静地听着，不作争论，我的志趣别人无从理解，让他去胡乱猜想吧！去嘲笑也罢，惋惜也罢，犯不着让别人知道我的理想。教师们也在会上附炎趋势说了些讨好校长的话。我又成众矢之的。多么不公平！历史还在重演，不但我没有吸取教训，领导也照样在玩弄政治花招，这种事真不知道何时才能了结。刘同志最后还赞扬校长“热心帮助我进步”。也许，从来都是领导帮助群众“进步”，没有群众帮助领导进步的道理。难道每次运动整来整去，最终还是落在群众头上？
10月9日涯崎村“社教”工作队姜队长到学校召开座谈会，了解学校中的“教改”情况。我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心里正为自己总是信口开河，随意发表意见，而得罪别人，感到懊悔，那天是有意要避开。姜队长却象在搜寻什么，一双犀利的眼睛突然找到我身上，竟指名叫我说几句。我摇头摆手，再三不肯。最终还是经不住众人的哄劝，又抖出平日积压在心里的几点看法：
我认为教育工作应该从国家长远的利益来考虑，德智体全面发展，并驾齐驱。智育不光是看学生学习成绩的高低，重要是学生有否学习积极性，有否刻苦钻研的精神，有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德育也不是空喊口号，满足搞几次政治运动，要看学生是否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是否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是否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劳动是德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是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劳动习惯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不能把学生当劳力使用，更不能作为处罚学生的手段，那样就贬低了劳动的意义，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可是，很少有人这样认真来看待教育问题。一提智育，就一切围绕分数转，搞评比竞赛，搞升学指标。教师担心学生成绩不好，直接影响自己的声誉，影响学校的升学率。便互相争夺地盘，加重学生负担，有的包办过关，甚至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后来觉得这样不好，便强调德育，又倒过来大搞政治运动，放松对学生智力的培养。开口“阶级斗争”，闭口“贯彻阶级路线”，非贫下中农子女一个也不能当学生干部。体育更是历来不当回事。学生喜欢游泳，教师怕出事故责任大，又不愿出面组织，就一个劲地禁止。学生如果不听从，偷偷跑去游一趟，回来就要挨一顿批，作为违反纪律处分。可是教师不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从来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再说，上级领导听取各校汇报工作，也是只注重数字，注重形式，比如“开展几次活动了”，“做了多少好事啦！”有的教师还设登记表统计学生做好事的次数。这不是在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倒是在养成他们好虚荣的坏作风。至于学生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却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没有感到这才是教育者的天职。领导上布置的各项计划，挂满整个办公室，乍一看似乎学校工作抓得挺不错。其实那些计划已是一种摆设，一种装饰品，任其在墙上生尘长埃，很少有人再去翻阅，检查执行得怎么样。
想不到我一开口就滔滔不绝，队长一边认真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我一讲完他就肯定我说得好。我反而不安起来，极力摆出一付谦虚的样子，生怕露出一点得意的神色。这就是有些人不喜欢表扬别人，担心他骄傲自大；而有些人又害怕受到表扬，担心别人以为他目空一切。队长象看透我的心思，说道：“有的人对领导提了意见，要是领导不表示接受，他就心里不安，总在观颜察色，生恐领导打击报复，对领导的一举一动提高了警惕。所以每次开生活会以后，双方都要互相交换意见，消除误会。”队长的话虽然不完全客观，可也切中我的要害，我脸上的表情不再是强装出来。象这样了解人的领导我打心眼里佩服，就是叫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可是生活中常常遇到冒牌的，他们表面也积极，尽说进步话，可以挺革命的，但脑子里想的却是他个人的利益。他们一方面想用投机取巧的办法混过社会主义教育这一关，一方面又不按党的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