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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我还在天真地幻想：由于“整团”后自己一系列积极的表现，特别是“落取”后经过一段彷徨重先鼓起勇气开始新的征途，组织上将不会对我处分，可能还要继续培养我，把我放到适当的地方去。看来一切都完了，工作不用等，再考大学也是白费劲。往后的日子如何度过？将来又会怎样？大概他们已把我看成是一个成熟的有一套完整思想体系的“右”派分子。也许他们早已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不敢再想下去。他们连一次改正的机会都没有给我留下，就把我“开除”了。此时我还要担心亲人的指责，邻居的岐视，朋友的耻笑，妈妈的难过。我再次感到没有勇气活下去。只有赶快离开这里，躲开人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去，最好到前线去，在战斗中死掉。可是这也不可能，因为我是被“开除”的，部队怎么肯要。我颓然地感到一切都完了，什么样的处分都行，就是不要“开除”，这打击对我太大了，大到无法弥补。我觉得除了这肉的身躯还在，一切都被“开除”，什么都没有，连最后一线希望也失去。要想重先入团更是渺茫，就象死了不能复活一样。
几年后我才听到有人对我解释说，当时正值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非常时期”。组织上不得不采取所谓“非常手段”，清除一批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也就是跟封建帝王在不高兴时会随意把人推出去砍头一样平常，用不着考虑该不该，合不合组织手续。此外还跟一位同学有关，那年“整团”后他常常来找我，要我再向他介绍那些已受到同学批判的东西。我告诉他，既是错误的，就不要再谈了。他却一个劲地要求，说他个人认为那些并不坏，发誓替我“保密”。我拗不过，就以忏悔的心情告诉他我曾追求过的东西，那些也并非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不知道他是抱那么大的兴趣在倾听，更不知道他又那么热烈地去表现自己。终于在临毕业前他也受到团支部的批评教育。至于当时他如何向组织交代，如何推卸责任，我一点不知道，也没有人来找我对证。直到后来组织上“甑别”我的问题，翻阅过去的档案，我才从别人那里获知，他当年向团组织交代了所谓“跟何海生的关系”，把他的错误根源裁到我身上，说是受我的“毒害”和“引诱”。因为他出身贫农，团组委得出结论，说我“整团”后“不思悔改”，“继续放毒”，“腐蚀同学”，“表现极其虚伪”等等。于是“前科后犯”，一句话将我“开除”，可以不经任何核实和调查。
那些人就是如此不公正，他们只善于随意处治一个人，却不愿深入探讨，弄清事实真象，不愿想办法拯救一个即使真正有错误的人。还要对一个充满期望，热情追求进步的青年给予毫无提防的打击，这跟惨无人道有何差别？我实在是不愿意太多地来发泄这一切，而且当年我也不敢如此去想。我仍然期待着以自己的赤诚去获得宽恕。在我的头脑中也只有应该对党忠诚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一贯是热情、诚实、坦白的，随时准备为重视我的人献出一切。在我心目中只有美的正义的东西，为了它我愿意改正错误，也愿意负着臭名声。可惜当时没有人知道我、理解我；也没有人肯冒着风险来帮助我、支持我。
如今一切都已过去，就是对那个丑陋的人我也早已忘却，唯有“同学”二字是永恒的。一切都随着时代在变化，过去的绝不会再重复。
六、到水库工地去
六、到水库工地去
1958年继“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响彻云霄之后，一句“人民公社好”，又吹遍大江南北，于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人民公社。组成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工程，借着“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成千上万的民工被抽调到建筑工地去。我也在那年10月24日告别家乡父母，来到本县最大的乌潭水库（后来叫惠女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不同的是我并非被抽调，而是自愿报名要去。
这一天我起得特别早，预定六点钟在县工会门前集中。我吃完早饭，打好背包，还不到六点就赶到那里。可是连个人影也没见着。我等了又等，已经八点多了，还不见有任何动静。实在不耐烦，只好转回家，心里直纳闷，到底去不去？直到将近十点钟，有人到家里叫我，说队伍就要出发。我赶紧挑起行李跟他来到集合地点，只见寥寥的几个人，东一堆西一垛地蹲在路旁，一点不象个队伍的样子。约莫又等了半个钟头，陆续再来一些人，也不知谁说了声“走吧”！人们才站起来，拍打背包，发出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我感到十分诧异，怎么是这样组织民工到水库工地去？既听不到锣鼓声和鞭炮声，也看不到欢送的人群，甚至连个领队的也没有。在我的想象中这样的场面是十分动人的。可眼前却是三三两两，挑着行李的，背着包袱的，懒懒散散地走了开去。我担心落伍，夹在人群中盲目地跟着往前移动。这些人中，只有欠木是相识的，我俩就结伴同行。
天气很热，肩头又压着一担行李，我顾不得多想，两只眼睛死死盯着路面，两条腿蹬蹬蹬地往前赶，很快就蹿到队伍前头。可是走了一段路，发现人群渐渐稀少，有的中途倒回去，有的停在路边不肯向前。这时本来就零乱的队伍又被拉扯成几段小股，前前后后飘撒在通往水库的公路上。
我心里不由得悲凉起来，这一次是我执意要走的。自从那可怕的“开除”在我脑海里爆炸以后，我虽心身欲裂，仍坚持到食堂上班。每天当人们坐下来休息吃饭的时候，正是我工作最繁忙的时刻，卖餐票，记账簿，点钞票。直到熙熙攘攘的高潮过去，冷清的饭桌上剩下一些残渣余孽，我才收拾起钱柜帮炊事员打扫。我尽量要用工作来忘掉那可诅咒的“开除”。我知道，苦恼的事别让它在脑子里扎根，最好的办法是用拼命工作来驱散它。但一颗心还是安静不下来。我觉得只有赶快离开这里，才能改变眼前的困境。我又认为组织上越是怀疑，我越是要表现出忠诚，好消除不必要的误会。正好上级要抽调一批民工去修建水库，我立即向党支书报名，自愿要求上工地参加劳动锻炼。我还在幻想，相信自己的一片忠心将会赢得组织上的关心和培养。同时我也担心在食堂干这种庸庸碌碌的工作，会将我一生的理想埋葬掉。母亲知道后，十分反对，不放心让我一个人走。离别时她流了不少眼泪。我却显得过于平静，连安慰她一声也没有。想到别人是亲朋好友一大群送到车站去上大学，我是冷冷清清一个人挑着行李去工地劳动。不知道母亲心里有多难受。我却不管这些，一心只考虑自己将来的前程。我认为失去的只是亲戚的赞美，朋友的羡慕。未来的日子总还长着，我不能让它也失去。可是此刻我也莫名其妙，这一走究竟为了什么？说是去劳动锻炼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确实有此想法，正是这个动力鼓舞着我走上通往水库工地的路。一到走了，我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到水库工地去？他们并没有这样逼我。
在黄圹歇午的时候，遇到一位同学，也是同年“落取”的。他听我说是自愿上工地参加劳动，似乎还有点忌妒，以为我这一去将比他“红”了许多。我有苦难言，同他敷衍几句，便又继续走我的路。此时早已不存在什么人群，但一路上还算热闹，不时遇到从工地返回的民工，看他们的神情挺高兴，我渐渐有了欢乐。
跟我们一块走的另有三位女民工，她们不相信我是去参加劳动的，因为在我的行李袋上露出几本厚厚的书。一路上她们不停地骂，骂街政府不讲理，骂干部逼她们背家离儿。有一个早已哭哭啼啼，泣不成声。可没人去安慰她，各人有各人的心事，都沉浸在理不清的思绪中，谁也不理睬谁，只有脚板在机械而单调地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心里是又在后悔不该来了。
路没完没了的，起初还有兴致打听路程多远，到后来就失去信心，只是一股坚持到底的忍劲在支撑着。走到河市，天色已全黑了，太阳跑到世界的另一面去忙碌，却听说还有二十多里路。三位女民工开始找客栈过夜。我劝欠木继续走，这样只剩下我们两个，路上静得可怕，我们不得不加快步伐。时而还可以遇到一些零星的，结伴的民工在蹒跚地向前移动。一个个显得疲惫和麻木，大概也是一个想法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