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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许多人认定，冬天比夏天有益于人的健康，”助祭说，可是立刻做出严肃的脸相，随着教士唱起来：“你的诞生啊，基督，我们的主，……”不久，工人医院里的神甫带着一个诵经士来了，随后村社里的护士，孤儿院的儿童也来了，歌唱声几乎不断地响着。
他们唱完，吃了东西，就走了。
工厂里的职工来拜节 ，约摸有二十个人。他们都是厂里的一流人物，例如机械师和他们的助手、翻砂工匠、会计等。
大家都打扮得很体面，穿着新的黑礼服。这些人都精明强干，仿佛是精选出来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今天如果丢掉工作，明天别的工厂就会高高兴兴地把他们请去。他们显然喜欢姑母，因为他们在她面前都自由自在，甚至吸烟。当这群人一起去喝酒、吃凉菜的时候，会计甚至搂住她宽阔的腰。他们所以这样随便，部分地也许是因为瓦尔瓦鲁希卡虽然在那几个老人活着的时候掌握过大权，监督过职工的品行，如今在这所房子里却一点威风也没有了；也许还因为他们许多人都记得从前姑母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被哥哥们严加管束，穿戴得如同普通的村妇，跟阿加芙尤希卡一样，那时候安娜·阿基莫芙娜总是在厂房附近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大家都叫她阿纽特卡。
那些职工吃菜，谈话，瞧着安娜·阿基莫芙娜暗暗纳闷：她长得多么快，出落得多么好看啊！可是这个文雅的、由女家庭教师和学校教师教育出来的姑娘对他们来说却已经变得生疏，不可理解，他们不由自主地与她的姑母比较亲近；而姑母呢，对他们用“你”称呼，不住地劝他们喝酒吃菜，跟他们碰杯，已经喝下两杯花楸露酒。安娜·阿基莫芙娜老是担心他们认为她骄傲，把她看做暴发户，看做装成孔雀的乌鸦。此刻这些职工正围拢来吃凉菜，她就没有走出饭厅而跟他们攀谈起来。她看到昨天才认识的彼梅诺夫，问道：“您的房间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钟表？”
“我干修理钟表的活儿，”他回答说。“我干这活儿是在下班以后，或者在假日，或者睡不着觉的时候。”
“那么，要是我的表坏了，我可以拿给您修理吗？”安娜·阿基莫芙娜笑着问。
“怎么不可以呢？我愿意效劳，”彼梅诺夫说。她呢，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从腰带上解下她那个漂亮的怀表来，交给他，他脸上现出感动的神情，默默地瞧了一忽儿，把表还给她。“怎么不可以呢？我愿意效劳，”他又说一遍。“现在我已经不修理怀表了。我的视力差，大夫不准我干细活。不过为了您，我可以破例。”
“大夫们总是胡扯，”会计说。大家都笑起来。“你别信他们的话，”他听到笑声而得意起来，就接着说。“去年大斋期间有一个轮齿从鼓轮上蹦出来，正打在老人卡尔梅科夫脑袋上，打得脑浆都看得见，大夫说他就要死了，可是他到现在还活着，而且在干活，只是经过这场祸事以后，说话有点结结巴巴了。”
“大夫固然爱胡说，但倒也不总是胡说，”姑母叹了口气。
“彼得·安德烈伊奇瞎了眼睛，这个可怜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喏，他跟你一样，整天价在工厂里守着很热的炉子干活，眼睛就瞎了。眼睛可不喜欢热。不过，哎，何必谈这些呢？”
她振作起来，说。“咱们来喝酒！我祝你们过节好，我的好朋友。我从没跟谁一块儿喝过酒，可是现在却跟你们喝起来了，我这有罪的女人。求上帝保佑吧！”
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自从昨天晚上相会以后，彼梅诺夫看不起慈善家的她，却好象被女人的她迷住了。她望着他，发现他举止很可爱，穿得也体面。不错，他的礼服的衣袖短了点，腰身似乎高了点，裤子也不时髦，不宽大；不过另一方面，他的领结却打得大方，飘洒，而且领带的颜色也不象别人的那么鲜艳。看来他是一个性子随和的人，因为凡是姑母放在他碟子里的菜，他统统顺从地吃下去了。她想起昨天他多么黑，多么困倦；不知什么缘故，这回忆使她深深感动。
那些职工临走的时候，安娜·阿基莫芙娜向彼梅诺夫伸出手去，想对他说，不必拘束，常来坐坐，可是她又说不出口，不知怎么，她的舌头不听使唤了。她怕别人认为她喜欢彼梅诺夫，就也对他的同事们伸出手去。
后来，由她主办的那个学校的学生们来了。他们全都剪短头发，穿着一色的灰色上衣。教师是个高身量的青年人，还没留唇髭，脸上有一些红斑点，神情显然很激动。他让学生们排好队伍，那些男孩就齐声唱起来，可是嗓音很尖，不悦耳。工厂经理纳扎雷奇是个头顶光秃、目光锐利的旧教派信徒，素来跟教师们处不好，对眼前这个忙忙乱乱地挥着手的教师尤其看不起，而且憎恨，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对待这个教师又傲慢又粗鲁，克扣他的薪金，干涉他的教课，为了干脆挤走他，便在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派他妻子的一个远亲到学校去做看守人，这人是个爱喝酒的农民，不听教师的话，当着学生的面顶撞他。
这些事安娜·阿基莫芙娜都知道，可是她无能为力，因为她自己就怕纳扎雷奇。眼下她很想至少对这个教师表示一 点好感，对他说一句她很满意他的话，可是唱完歌以后，他显得十分慌张，为一件什么事道歉，姑母呢，对他用“你”称呼，毫不拘礼地拉着他走到饭桌那边去，这时候她就觉得心里烦闷，不自在，吩咐人拿些糖果、点心给孩子们，然后独自走回楼上房间去了。
“这些节日的规矩，实际上，有许多残忍的地方，”过了一忽儿，她瞧着窗外的孩子们，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这时候，他们正成群地从房子里出来，往大门口走去，一路上冻得身子瑟缩着，穿上皮袄和大衣。“在节日，人都想休息一下，跟亲人一块儿待在家里，而这些可怜的孩子、这位教师和那些职工却不知什么缘故，必得冒着严寒走来走去，然后拜节 ，表示自己的敬意，弄得自己心慌意乱。……”这当儿米宪卡正好站在大厅门口，听见这话，就说：“这种规矩不是由我们开的头，也不会由我们结束。当然，我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安娜·阿基莫芙娜，不过我是这样理解的：穷人应该永远尊敬阔人。俗语说得好：上帝给坏蛋打上了记号。监狱里也罢，夜店里也罢，小酒店里也罢，总是只有穷人。正派人呢，您看得明白，永远都是阔人。关于阔人有这么一句俗话：深渊召唤深渊。”
“您，米宪卡，老是说些乏味而难懂的话，”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走到大厅另一头去了。
时钟刚刚敲过十一点。这个大房间的寂静使得她不住地打呵欠，只有楼下偶尔传来的歌声才打破这种寂静。这儿的铜器，照片簿，墙上那些画着海洋和大船、草场和牛群、莱茵河风光的图片，都已经一点也不新奇，她的眼光只在上面滑过而没有注意它们。过节的心情变成了厌烦无聊。安娜·阿基莫芙娜仍旧觉得自己漂亮，善良，与众不同，可是她已经觉得这对谁都不需要，她觉得就连自己身上那件贵重的连衣裙也不知道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缘故穿的。跟节日里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她开始寂寞得难受，有一种赶也赶不掉的想法折磨着她，她觉得她的美丽、健康、富足纯粹是骗局，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多余的人，谁也不需要她，谁也不爱她。她走遍所有的房间，嘴里哼着歌，不时瞧一眼窗外。她在大厅里站住，忍不住跟米宪卡攀谈起来。
“米沙，我不知道您对自己是怎么个看法，”她说，叹一 口气。“真的，连上帝都要为这件事惩罚您。”
“您说的是什么事，小姐？”
“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对不起，我干涉您的私事了，不过我觉得您的固执正在毁坏您自己的生活。您会同意，您现在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她又是个满好的、有出息的姑娘。
比她更好的姑娘您再也找不到了。她是个美人儿，聪明，温柔，热诚。……瞧瞧她的相貌吧！……要是她出身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或者更高的阶层，人家单看她那一头漂亮的火红色头发，就会爱上她。您瞧，她那头发跟她脸上的肤色多么相称啊。哎，我的上帝，您什么也不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安娜·阿基莫芙娜伤心地说，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
“可怜的姑娘，我多么替她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