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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兴说美丽的彼拉盖雅爱上了这个厨师。由于他是个酒徒，脾气暴躁，她就不愿意嫁给他，只同意这样同居下去。他呢，笃信上帝，宗教信仰不允许他照这样同居下去；他要求她嫁给他，要不然就不肯再同居；每逢他喝醉了酒，他总是骂她，甚至打她。他喝醉酒的时候，她就躲到楼上去哭，于是阿列兴和仆人们就不走出家门，为的是在必要的时候好保护她。
大家开始谈到爱情。
“究竟爱情是怎样产生的，”阿列兴说，“为什么彼拉盖雅不爱上另外一个在内心和外貌方面更配得上她的人，却偏偏爱上尼卡诺尔这个丑八怪（我们这儿大家都叫他丑八怪），个人幸福的问题在爱情里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这都不得而知，关于这一切，要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到目前为止关于爱情，只有一句话可以算得上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这是个极大的秘密’，至于此外人们关于爱情所写和所说的话，那都不成其为答案，只是把至今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罢了。某种解释看来似乎适合某一种情况，然而却不适合另外十种情况，依我看来，最好是对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解释，不要一概而论。
象医师们所说的那样，每个情况应该分别处理。”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道。
“我们这些俄国的正派人对这些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却有一种偏爱。通常人们美化爱情，给它装点上玫瑰和夜莺，而我们俄国人却用那些要命的问题来装点它，而且所选择的往往是其中最没有趣味的问题。当初在莫斯科，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有过一个生活伴侣，一个可爱的女人，每一次我把她搂在怀里，她心里却在想我一个月会给她多少钱，现在一磅①牛肉卖什么价钱。同样，我们爱着别人的时候，也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问题：这样做是不是正直，是聪明还是愚蠢，这场恋爱会闹到什么下场，等等。这种情形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不过这会败人的兴，使人不满足，惹得人生气，这我却是知道的。”
看样子他象是要讲一件事。凡是生活孤独的人，心里总是藏着点什么，很想一吐为快。在城里，单身汉往往特意到澡堂或者饭馆里去，目的仅仅在于谈天，有的时候会把很有趣的事情讲给澡堂工人或者堂倌听，而在乡下，他们照例是在客人面前吐露他们的衷曲。此刻，从窗口望出去只看得见灰色的天空和被雨水淋湿的树木，在这样的天气是没有地方可去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只有讲话和听别人讲话了。
“我在索菲诺住下来经营田产，已经很久了，”阿列兴讲开了头，“自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按我所受的教育来说，我不是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按我的素质来说，我喜欢坐在书斋里工作，然而当初我到这儿来的时候，这个田庄已经欠了一 大笔债；我父亲借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我的教育方面花了很多钱，所以我就决定不走，就在这儿工作，直到债务还清为止。我作了这样的决定，就开始在此地工作，不过说老实话，心里未尝不感到厌恶。这儿的土地出产不多，为了使农业经营不致赔钱，就得利用农奴或者雇农的劳动，而这两种情况差不多是一样的，要不然，就得照农民的作法来经营我的田产，也就是亲自下地干活，带着全家人一起干。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不过那时候我没有考虑得这样仔细。我连一小块土地也没有放过，我把附近村子里所有的农民和农妇都找来，我这儿的工作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我自己也耕地，播种，收割，同时又觉得乏味，厌恶地皱起眉头，好比乡下那种饿得发慌、溜进菜园里去吃黄瓜的猫；我浑身酸痛，一边走路，一边就睡着了。起初我以为我能够很容易地使得这种劳动生活和我的文明的习惯同时并存；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只要在生活里保持一种外部的秩序就行了。我在楼上的正房里住下来，吩咐仆人在早饭和午饭以后给我送咖啡来，咖啡里加上蜜酒，晚间我上床躺下以后就看《欧洲通报》②。可是有一天我们的教士伊凡神甫来到，一 下子把我的蜜酒都喝光了，《欧洲通报》也给神甫的那些女儿拿了去。在夏天，特别是在割草的季节 ，我没有工夫回到家里上床睡觉，往往就在板棚里，在雪橇上，或者在哪个守林人的小屋里睡上一觉，这样一来，怎么还谈得上看书呢？渐渐地，我搬到楼下来住，开始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了；我往日的奢侈生活就此完结，保留下来的只有当年伺候过我父亲的这些仆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我在这儿住了没有几年，就被选为当地的荣誉调解法官。有时候我得坐车到城里去参加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和地方法庭的审讯，这倒能使我散一下心。在此地一连住上两三个月而不到外地去，特别是在冬天，那么最后人就会想念黑色的礼服了。在地方法院里既有礼服，又有制服，还有燕尾服，大家都是受过一般教育的法律工作人员，要谈天也可以找到伙伴。平时在雪橇上睡觉，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这时候却坐在圈椅里，身穿干净的衬衣，脚登轻便的靴子，胸前挂着表链，那是多么惬意啊！
“在城里，人们亲热地接待我，我也乐于结交。在所有的熟人当中，跟我交情最好，而且说实话，也最跟我合得来的，就是地方法庭的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俩都认得他，这是个极可爱的人。我们之间的结交是在审完那个著名的纵火案以后开始的，审讯连续进行了两天，我们都累了。卢加诺维奇瞧着我，说：“‘您听我说，到我家里吃饭去吧。’“这是出人意外的。因为我跟卢加诺维奇相交还浅，只是公事上的接触罢了，我一次也没有到他家里去过。我连忙回到旅馆里，换了一身衣服，就赶去吃饭。在那儿我有机会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那时候她还很年轻，不过二十二岁，半年以前刚生过头一个孩子。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要我说明她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惹我喜欢的地方，我也说不清了，可是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却是十分清楚的；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善良的、有知识的、迷人的女人，一个我早先没有碰到过的女人；我立刻觉得她是一个亲近的、早已熟识的人，仿佛那张脸，那对殷勤而聪明的眼睛，我以前小时候在我母亲的五屉柜上放着的那本照片簿上已经见过似的。
“在那个纵火案里，被告是四个犹太人，人们认定他们是同谋犯，而依我看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吃饭的时候我很激动，很痛心，现在我记不得我讲过一些什么话了，只是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不住地摇头，对她的丈夫说：“‘德米特利，怎么会这样的呢？’“卢加诺维奇是个好心肠的、朴实的人，象这样的人坚定地抱着一种看法，认为人一旦受审，那就必定是有罪，谁对判决的公正有所怀疑，谁就只能按照法定手续用书面提出，而万万不能在吃饭时候，在私人间的闲谈里表达出来。
“‘我和您没有放过火，’他温和地说，‘所以您瞧，我们就没有受审，没有关进监狱啊。’“他们夫妇俩极力要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从一些小事上，比方说从他们俩一起烧咖啡，他们彼此只要说半句话就能互相会意的情形看来，我可以推断他们生活得融洽、和睦，喜欢招待客人。饭后他们俩一起弹钢琴，后来天黑下来，我就回 去了。这是在早春时节 。后来整个夏天我都是在索菲诺度过的，不曾离开过，我连想一想城里的工夫都没有，然而在那些日子里，那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人的形象却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没有想她，可是她那轻盈的影子却印在我的心上了。
“到了晚秋，城里举行了一次为慈善事业募捐的戏剧演出。我走进省长的包厢（我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被邀请到那儿去的），一眼看见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跟省长夫人坐在一 起，于是那美丽的模样，那对亲切可爱的眼睛又对我产生不可抗拒的、使人震动的印象，产生了那种亲近的感觉。
“我们并排坐着，后来就走到休息室里去了。
“‘您瘦了，’她说，‘您生过病吧？’“‘对了。我的肩膀受了寒，到下雨天我就睡不好觉。’“‘您好象没精神的样子。春天您来吃饭的时候要显得年轻得多，也活泼得多。那一回您精神振奋，讲了许多话，十分有趣，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