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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变得无比神奇。至于第三部《捕风者》的故事，真的，纯属是虚构的，如果一定要问出处，勉强有两个：一个是记忆中的老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另一个是曾经在北京盛行一时的杀人游戏。两个东西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寻找凶手，我甚至怀疑后者本身就源自前者。追根究底，是2001年，我们单位成都电视台要为建党八十周年拍部献礼片，让我写本子，我拉上好友何大草一起编了一个叫《地下的天空》的两集短剧，要说创作灵感就是电影《尼》，顶多是把故事革命历史化而已。两年后，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同学中风靡玩杀人游戏，我觉得很有趣，便激发了重写《地下的天空》的热情。《捕风者》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是我借一个经典的套子，凭我擅长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对谍报工作的感情，反反复复磨蹭出来的。
潘教授听罢，久久沉默着。我猜想，沉默不是说他无话可说，而是意味着他有重要的话要说。果然，他在沉默后娓娓道来，因为经过沉默——沉思默想，他说的话显得更具学养而富有穿透力。他这样对我说：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故事，但是……怎么说呢，你如果有兴趣，不妨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绝对是真实的，历史上有记载。我不能说我的故事一定比你的精彩，但我相信你听了后一定会吃惊的。可以这么说，在你编织那个故事前，上帝已经编过一道。我曾以为你是根据史料改头换面编了你的故事，仔细想来也不会，因为你恰恰是把史料中那些最精华、最出彩的东西丢掉了。对不起，请容我说一句冒犯你的话，我个人以为，你的手艺比上帝差多了。”
接下来，教授用半个小时跟我大致讲了他的故事，我听后简直惊呆了。毫无疑问，他讲的故事比我的精彩多了，精彩十倍！一百倍！！我当即要求他跟我详细讲一讲，他说最有资格讲它的是这个故事的当事人，他们好多人现在都还在世，包括他父亲。他说我如果确实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走一趟，他保证我一定不虚此行。
何止是不虚，简直是满载而归——我找到了《捕风者》故事的原型！欣喜的同时，我也称奇不已：一个凭空虚构的故事居然有原型！嗬，难怪有人要找我的小说对号入座。以前我一直觉得奇怪，我，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只凭一时兴起胡思乱想出来的故事，为什么总有人来对号认领？现在我明白了，是因为生活大于虚构。虚构和生活的关系，我想，大概就如孙猴子的跟斗和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关系，你翻吧，看你能翻到哪里去。
事后，我有理由相信潘教授对我不是随意而来的，他蓄意而来，并以他的方式达到了他的目的：让我来重塑捕风者的故事和形象。我不得不承认，与我虚构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显然更复杂，更离奇而又更真实。潘教授的父亲潘老等五个人在半个世纪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依然言之凿凿地向我提供了相同的内容，相同的程度犹同己出。这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一次，是例外。所以，我也例外地对它的真实性有了足够的信任和坦然。言归正传。
故事发生在1941年春夏之交，日伪时期，地点是素有天堂之誉的杭州，西子湖畔。
水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施够美的吧，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谁敢跟她比美？西湖！苏东坡以诗告诉我们，西湖怎么着都是跟西施一样美丽动人的。
这是不是有点浪漫主义了？不，是真的，有山作证，有水为鉴。山是青山，灵秀扑面，烟雨凄迷，春来如兰，秋去如画。水是软水，风起微澜，月来满地，日来不醒。山山水水，细风软语，花情柳意，催产了多少诗词文章。举不胜举。汗牛充栋。若堆叠起来，又是一座孤山，墨香阵阵，锦色浓浓；赏析起来，都是脉脉含情的吟咏，恋恋不舍的相思，用完了雅词，唱尽了风月……都知道，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杭州城区尚无现今的五分之一大，但这座城市的魂——西湖，一点也不比现在小，湖里与周边的风景名胜也不比现在少多少，像著名的苏堤、白堤、断桥、西泠桥、望仙桥、锦带桥、玉带桥、锁澜桥、三潭印月、平湖秋月、阮公墩、湖心亭，和西泠桥头的苏小小墓，清波门边的柳浪闻莺、钱王祠，孤山上的西泠印社、秋瑾墓、放鹤亭、楼外楼、天外天等，以及南边的白云庵、牡丹亭、净慈禅寺、报恩寺、观音洞，北边的保塔、双灵亭、岳庙、双灵洞、栖霞洞等。统而言之，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一山二月，二堤三塔，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在那时都有，日本佬来了也没有被吓跑。
鬼子在杭州城里扔了不少炸弹，据说现在钱塘江里还经常挖出当年鬼子扔下却没有开爆的炸弹，连制造商的商标都还在。炸弹像尸首一样从天上倒栽下来，没有开爆的都吓人，更何况大部分都是开了爆的。爆破声震天撼地的响，爆炸力劈天劈地的大，炸死炸伤的人畜无以数计，把杭州城里的人和动物都吓跑了。西湖和西湖里外的景点，如果能跑大概也会跑掉的。但它们不会跑，只好听天由命。西湖的命显然不错，上百架飞机，先后来炸了十几个批次，西湖像有神灵保佑一样，居然安然无恙，令人称奇。西湖周围的众多名胜古迹，也是受禄西湖，躲过大劫。唯有岳庙，也许是太远了，关照不到，挨了一点小炸。
从岳庙往保塔方向走，即现在的北山路一带，当时建有不少豪宅深院，当然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有钱有势的人消息总比平民百姓灵通，鬼子炸城前，这些人都准时跑了。日伪机构开张后，城里相对平静了，这些人又恰如其时地回来了。即使主人不回来，起码有佣人回了来，帮主人看守家业，以免人去楼空，被新的日伪军政权霸占。其中有个傍山面湖的大院落，院主姓裘，曾经是一个经营高档色情服务业的大老板，自己没有回来，派回来的下人又迟了几周，即被临时张罗的日军维持会霸占，以后一直没有归还。后来汪伪政权成立之前，新组建的日伪华东剿匪总队接管了它，院里的几幢主要建筑都派了新用：像前院的三层主楼，做了司令部军官招待所兼寻欢场，男嫖女淫，肉欲滚滚；后边竹林里的一排凹字形平房，做了招待所的办公地；再后面的两栋相对而立的小洋楼，西边的一栋成了首任伪司令官钱虎翼（人称钱狗尾）的私宅，东边的那栋做了他几个亲信和保镖的公寓。1940年夏天的一夜，东西两楼里的所有人被悉数暗杀（传言是裘亲后人干的，但凶手至今没有归案，难作定论），新任的伪司令官张一挺又把钱虎翼的亲信和保镖通通赶走了。
于是，两栋楼又人去楼空。
总以为，这么好的楼屋，一定会马上迎来新主。却是一直无人入住，或派新用。究其原因，有权入住的，嫌它闹过血光之灾，不敢来住，胆敢来住的人又轮不上。就这样，两栋楼一直空闲着，直到快一年后，在春夏交替之际，一个月朗星疏的深更半夜，突然接踵而至来了两干人，分别住进了东西两楼。
来的两拨人，先来的一拨入住的是东楼，他们人多，有满满的一卡车。下了车，散在楼前的台地上，把台地都占满了。黑暗中难以清点人数，估计有十好几人。他们中多数是年轻士兵，有的荷枪，有的拎扛着什么仪器设备。领头的是一个微胖的矮个子，腰里别着手枪和短刀。他是伪总队司令部特务处参谋，姓张，名字不详。士兵们在来之前一定已领受了任务，下了车，等张参谋开了屋门，一挥手，拎扛着仪器什么的那一半人都拥到门前，鱼贯入屋。另一半荷枪者则原地不动，直到张参谋从屋里出来，才跟着他离开了东楼，消失在黑暗里。
约一个小时后，入住西楼的人也来了：第二拨。他们是五个人，三男两女，都是钱虎翼的老部下，伪军官。其中官职最高的是吴志国，此人曾是伪总队下属的第一剿匪大队（驻扎常州）大队长，负责肃查和打击活跃在太湖周边的抗日反伪军事力量，年初在湖州一举端掉了一直在那边活跃的抗日小虎队，深得继钱虎翼之后的新任司令官张一挺的器重，不久官升两级，当了堂堂军事参谋部部长，主管全区作战、军训工作（参谋长的角色）。目下，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热旺，趾高气扬，前程无量。然后第二号人物是掌管着全军核心机密的军事机要处处长金生火，其次是军机处译电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