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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个？”二叔被我拉出来后，狐疑地问我。听说我是陈长生的同学，他的火气又发作了：“狗日的长生娃，把老子的房子拆啰，这辈子不得好死！狗日的敢动神王爷的坟，总有一天要遭报应！”
我不禁笑了：“二叔，你老人家消消火，神王爷的坟那些气话，就不要再说了。”
“咋个不说？”二叔眼睛一翻，“神王爷的坟，我亲眼看到的嘛，有啥子说不得？”
“真的？”我在人行道上站住了。
“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二叔，”我醒过神来，急急忙忙地说，“我家就在马路对面，你老人家到我家里坐一会儿，喝点茶，抽支烟，好不好？”
二叔对我的花茶和香烟都很满意，也很乐意聊聊神王爷的坟，然而他说的话却很像新潮的先锋派小说：叙事颠三倒四，情节支离破碎，酷似一个打碎的盘子，中间还夹有许多对于“狗日的长生娃”的怒骂。鉴于事关重大，他讲完后我把盘子的碎片一块块拼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轮廓，向他复述了一遍：
临解放那年，天最热的时候，王家坪来了一位城里的先生，三十出头，戴副眼镜，每天顶着烈日山上山下到处转。转了几天以后，这位先生找到陈长生的爹和二叔，说自己是教书的，想请他们帮点忙。兄弟二人满口答应，那先生就给了他们几个银元，指了一个地点，请他们挖一个坑。坑挖好后这位先生跳下去呆了很久，然后爬上来，请他们再挖深一些。随后他再次跳下去，再次爬上来，如此反复数次之后，他说明天我们另外找个地方挖吧。之后的几天里，兄弟二人先后挖了七八个这样的坑。最后一个坑是在王家花园后面挖的，挖了几人深，就见到一堆长长的骨头，白花花灰蒙蒙的，下面还有些黑黢黢的东西。那位先生马上叫他们不要挖了。他跳下去摆弄了很久，上来以后又在周围野地里来来回回走了半天。然后他将几卷粗麻绳接起来，叫他们跟着他在地上又比又量，一边还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写写画画这个情节，二叔是在我的启发下回忆起来的）。忙到天黑的时候，那位先生叫他们把泥巴填回去，将那个坑原封不动地埋起来。填的过程中，他还从身上取出一个带小狮子的图章丢了下去，说是要做个记号。末了他掏出十几个银元给他们，说他身上带的钱只有这么多了，以后他还要回来，那时再重谢他们兄弟。陈长生的爹问他坑里的白骨头是啥子人埋在这儿的，他说是我们大家的祖先埋下的，在他回来以前千万动不得，也千万不能说出去。按照当地的传说，“大家的祖先”乃是山里的神王爷，因此兄弟二人顿时明白这个坑毫无疑问就是神王爷的坟，于是肃然起敬，当场跪下来向神王爷赌了血咒：哪个动了说了就不得好死！但是那位先生此后再也没有回来。搞互助组那年，陈长生的爹在茶馆里顺口说了几句白骨头的事情，第二天就掉下山岩摔死了。从此二叔愈加坚信神王爷冒犯不得，几十年守口如瓶，及至最近见到有人要在神王爷头上动土，才说了出来。这完全是为了神王爷好，神王爷他老人家自然不会怪罪的。
“二叔，你说的是不是这番意思？”
“就是就是，还是你们城里人懂道理，不像狗日的长生娃……”
我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发黄的照片。“二叔，你老人家能不能认一下，那位先生跟这个人像不像？”
“咋个不像？就是这个戴眼镜的嘛！那天我也是一眼就把他认出来啰。”
“那天！”我听到心里咯噔一响，“哪天？”
“就是狗日的长生娃拆我房子那天嘛！”二叔又开始吹胡子瞪眼，“把老子硬是气安逸啰！老子就去找那个招风耳朵告他狗日的状！招风耳朵跟你一样，和和气气的，给我泡茶，还喊我吃烟，招风耳朵的烟吃起来安逸得很……”
“二叔，”我赶紧把话头拉回来，“那天是不是也有人给你看过照片？”
“咋个没得？”二叔的习惯是以反问表示肯定，“那个人比招风耳朵还要和气，还喊招风耳朵给我二百块钱……”
“是不是个女同志？”
“不是不是，是个男的，戴眼镜的，岁数跟你差不多，就是长得难看点，脸长梭梭的，是个马脸。”
“是他给你看的照片？”
“不是他是哪个？他给我看的不是你这张，是另外几张，大大小小的，不管大小我都认出来啰，每张上头都有这个戴眼镜的先生。”二叔用手指着照片上的方步岳，“我就是这么跟马脸说的嘛……”
将二叔送出门后，我感到浑身无力，倒在床上躺了一阵，才强打精神爬起来，拨通了棕榈花园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赵军。他说方丽华不在家，问我有什么事。我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挂上了。然后我翻开黑色笔记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匆匆记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匆忙，但我觉得不记下来心里不安。
写完时，窗外已是华灯初上。极目望去，远远近近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绚丽的霓虹灯管变幻着线条和色彩，仿佛在妖娆地眨着眼睛。黑暗掩盖了污秽与丑陋，夜色中的城市显得妩媚而又神秘，我不知这华美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多少悲剧……
电话响了。
“舒雁，刚才是你打电话找我吧？”
听到这个令人心碎的声音，我想好的话忽然说不出来了。
“赵军告诉你的，是吧？”
这本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可是她犹豫了一下，才说“是的”。我的心肠硬了起来。
“我出事那天，赵军并没有生病，是吧？”
电话里一下子没了声音。
“那天他在王家坪，对不对？”
电话里还是沉默。
“开车追我的人就是他，对不对？”
“……”方丽华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
“他就是那个真正的投资人。对不对？”
电话里传来饮泣的声音。我心如刀绞，但我继续说下去：
“赵军知道文物就在王家坪，你也知道。你父亲留在王家坪的图章，就是唐亚辉交给你的，对不对？”
电话里泣不成声。
“方丽华，你为什么要这样？”
“舒雁……”方丽华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舒雁……再给我一个机会，好吗？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什么时候？”
“10点钟，我在雅韵咖啡厅等你。”
放下电话以后，我克制着颤抖茫然四顾，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台灯的灯光是那么的柔和，蓝色的窗帘是那么的亲切，房间里的一切都使人说不出地眷恋，就像再也见不到了似的……我朝闹钟看看，闹钟指着9点20分，这就是说，我至少还有20分钟。
事实上，我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将我和方丽华的通话原原本本记下来了。
我很想在最后写上几句豪言壮语，或是隽永而富有哲理的格言之类。然而我一句也没有想出来。
后记
那天晚上舒雁的口气很平静，我完全没想到这是他最后的遗言。
“卓娅芳，这三个笔记本和这把房门钥匙你替我保管一下，我明天来取。”接着他又开玩笑似的说：“如果我不来取，就算是送给你啦。不过明天你一定要打开房门，把我桌上那张总图送到文物局，我已经在那上面将文物的位置标明了。”
舒雁说完这些话就下楼而去。我把那三个旧笔记本看了看，看不出有什么值得送人之处：第一本是蓝色封面，上面印着“飘逝的记忆”；第二本是红色硬皮的，扉页有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第三本比较新一点，黑色的皮面上什么字也没有。
半夜里我被敲门的声音惊醒，开门后发现是方丽华，身后站着传达室的老翟头。方丽华脸色惨白，焦急地问我舒雁回来没有。我领着她上楼，用舒雁给我的钥匙打开他的家门。室内空无一人。正要跟方丽华说话，她已经昏厥过去了。我和老翟头把她抬到我家睡下。半小时后，方丽华苏醒过来，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
舒雁一夜未归，第二天上午，院里报了警。下午接到警方通知：凌晨五点，一位卡车司机来自首，说他开车经过郊区一个黑暗的桥洞时，感觉到车轮压了一个东西，下来一看，是个中年男子，已被碾得血肉模糊。我们赶到公安局，辨认出是死者就是舒雁。法医在他体内检验出了氰化钾，并断定他在昨夜12点钟之前已经停止呼吸。
案件一周后告破，最初的线索来自舒雁留下的第三个笔记本。警方传讯了赵军和方丽华。方丽华见到舒雁尸体的照片时，彻底崩溃了，于是案情真相大白。
1987年秋季，赵军乘汪德才走投无路之机，廉价收购了豪发公司，成为神泉项目真正的投资人。收购的资金以及项目建设所需贷款，都是通过方丽华搞到的，为了避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