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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服务台的女孩查查汪得财住哪个房间。汪精卫的汪，得到的得，发财的财。戴眼镜的女孩一听就笑了：这名儿怎么像个老财迷？真逗！然后查了一通，说老财迷没查到。你们说的名字倒是有一个，住328，可人家是德才兼备的德才，你们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我们想汪油嘴既然成了汪干事，说不定也已德才兼备，便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爬上三楼。唐亚辉一上楼就说要小便，邀请我一同如厕。我说我在外面等你吧。他便钻进厕所去了。不一会儿听到厕所里面突然喧闹起来，正想进去看看，就见唐亚辉搂着一个人的肩头出来了。那人比唐亚辉低一个头，在他怀里拼命挣扎着，一面苦苦哀求：“……不要不要，求你了，求你了……”
那人的脑袋扭来扭去，一时看不清面孔，但那熟悉的公鸭嗓使我听出他就是汪油嘴。唐亚辉将他搂得很紧，十分亲热的样子：“好说，好说，都是老同学嘛，好说……你看舒雁也来了……”
事后唐亚辉告诉我，他在厕所里发现有个家伙将脸贴着板壁，正透过小洞偷看隔壁的女厕所，抓住领子提起来一看，原来是工会干事汪油嘴同志。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情节，因而不明白汪干事为什么面色如土，特别是当唐亚辉说到他房间去坐坐时，他双膝一弯，几乎要在走廊中间跪下了：“不要不要……屋里有我们周主席，你一说，我就完了……”
“嘘——，”唐亚辉将食指压在嘴唇上，“小声点！我怎么会说呢？我们是找你叙叙旧，顺便问件小事情，只要你肯配合，就没事。走吧，咱们总不能在这儿说吧？”
汪油嘴的房间果然是328。走到跟前时，意外地发现屋里有女人在说话，隔着门听不清楚，只觉得那声音很尖锐很激昂，推门进去，才发现是从桌上的半导体发出的——那收音机正在愤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收音机旁边坐着两个人。汪油嘴首先向我们介绍一位秃顶的胖子，说这就是我们工会的周主席。周主席很有风度地和我们握手：“坐坐坐！哈非，哈非！”边说边去拿温水瓶，我才明白他说的是“喝水”，赶快挡住他：“周主席你别忙乎，我们不哈非。我们是来看老同学的，坐一会儿就走。”
汪油嘴又向我们介绍另一位干枯瘦小满脸皱纹酷似核桃的老太婆：“这是我们厂的蒋二娥同志。” 蒋二娥同志立即绽开皱纹说出一段话，像是表示欢迎，我费了点劲才明白过来，她说的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于是知道她便是那位能背一百零八条语录的奇迹创造者了。
“汪干事，”周主席从衣架钩摘下帽子，一边问，“今天晚上的电影你就不看了吧？”
“不看了，不看了，”唐亚辉抢着回答，“汪干事刚刚看过电影。”
汪干事顿时打了个哆嗦。好在周主席毫无察觉，他把帽子戴正以后，朝我们点点头：“那你们坐会儿。”然后朝老太婆把手一挥：“那我们就向电影院，前进！”老太婆立马拐着小脚跟他往外走，顺口又说出一段语录：“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仿佛在向我们告别。
蒋二娥的声音消失以后，汪油嘴方才松弛下来，掏出一个亮晶晶的香烟盒，“啪”地揿开，向我们伸过来：“抽烟。请抽烟。”俨然又是干事的派头了。
唐亚辉抓了一支烟抽起来。我便提起正题。话没说完，汪干事已经在摇头了：“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偷你的笔记本呢？”
如果他说的是“没有”，我们也许就相信了。然而他说的是“不可能”。于是唐亚辉向我挤挤眼睛：“既然汪干事说不可能，我们只好找周主席谈谈了。”
汪干事又哆嗦起来：“不要不要，让我想想，想想……”然而他闷头抽了两支烟以后，却说他想不起来，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这个人记性不好，你们是晓得的……我只好失望地站起身，对唐亚辉说咱们回去吧。
“回去？干吗回去？”唐亚辉很惊讶，“周主席的电影马上就看完了，咱们再坐一会儿不好吗？”
周主席使汪干事的记性立马变好了：“我说我说，舒雁你这个笔记本其实当天就烧掉了。”
“烧掉了？你干吗要烧掉？”我问。
“不是我烧的。”汪干事慌忙摆手，“是个不认识的人。他说他是研究皮革的，特别喜欢那个笔记本，你那个笔记本的面子不是皮子做的吗，他说他想收藏，我就送给他了……”
“鬼话！”唐亚辉说，“你汪油嘴会把东西白白送人？”
汪干事吞吞吐吐地承认那人给了他五块钱。唐亚辉还是不肯相信，说那人既然花了五块钱买去，怎么可能烧掉呢？汪干事急得满头大汗，说我把那天的事情从头到尾说给你们听嘛，你要是再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就快说，不要浪费时间。”唐亚辉不怀好意地一笑，“周主席的电影怕是已经看到一半了。”
汪干事就急急忙忙说起来，但在百忙之中仍没忘记声明：他拿我那个笔记本是出于革命警惕性，想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阶级敌人的“变天账”。他拿着笔记本边走边看路过一座楼房的时候，一扇窗户打开了，有个大人伸出头来，叫他等一下。然后那人从楼里走出来，把他领进房间，拿出五块钱要买那个笔记本。他当时觉得很合算，拿了钱二话没说就出来了，快到家的时候想起那人拿过笔记本高兴得眼睛发亮，像是捡到了什么值钱的宝贝，又后悔起来，觉得自己吃了亏，就转身跑回那个窗户底下，想叫那人再加五块钱。结果看见那人正在烧笔记本，“我见他连皮封套也一起烧了，就回来了。”
我和唐亚辉面面相觑：这件事情太离奇了！但正因为离奇，我断定不是汪油嘴临场发挥编出来的——编造的故事应该比这简单和可信得多。于是我问他那人什么样子。汪油嘴说这我哪儿记得清楚，只记得他说的是外省话，三十来岁的样子。我心里一动，又刨根究底地追问，那人鼻子旁边是不是有个瘤子？汪油嘴想了半天，说没这个印象。我就从身上把塑料钱夹掏出来。钱夹里有两块三毛钱，还有两张照片，我要掏的是其中的一张。但是掏的时候，把另一张也带出来了。我指着薛鹏与我的“双人照”，问他是不是这个人。汪油嘴断然摇头，连声说不是不是，实在记不清楚了。唐亚辉又提起工会周主席，工会汪干事的记忆立刻有所恢复，把手指向另一张发黄的照片：“倒是有点像这个人……”
我登时倒吸一口凉气：真是见鬼了！
他的手指头指着1957年早已作古的徐先达！
第二部（27）
当我把汪油嘴的话告诉方丽华时，她显得很平静。
“烧了就烧了吧，反正我父亲的日记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处。至于是谁烧的，既然想不清楚，就别去想啦，咱们总不能老是生活在这些事情的阴影中吧！”然后她转了一个话题，“下个星期你就要下厂实习了，是吧？”
“过三个月就回来，那时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说。
“那时你也该毕业分配了，可咱们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呢。这事我一直没提，你也真行，压根儿不问。”
“什么问题？”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她瞋我一眼，“我妈还没点头呢！她可是一直希望我留在身边。”
我心里不禁“啊呀”一声。这个问题早该想到了，但我就是没想到，我总以为只要方丽华点了头，我的幸福就进了保险箱。
我结结巴巴问她怎么办。她欣赏了一阵我的窘态，才抿嘴一笑，说她跟母亲谈过了，母亲的态度已有所松动，同意她把我领到家里去见一面。“时间就定在这个星期天吧。星期天上午九点钟，咱们在故宫城墙的东北角碰头，我带你去我家。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嘛。何况，你这个媳妇也还不算太丑……”
星期天是4月3日。这个日子我永远无法忘记。
那天上午，八点半还不到，我已经站在故宫东北角的角楼下面了。穿着一件斜纹布中山服，扣子扣到领口，手里提着一个花花绿绿的点心盒子，自我感觉像个傻老冒。我想这种感觉是我的衣服领子引起的。领子上的风纪扣掉了，扣不拢，很不严肃地半敞着，当然傻冒！于是我干脆将最上面的扣子解开，将两片衣领压下来，力求使之接近较为潇洒的“小翻领”形状。然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