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纱嗖焕硭晕宜担嫜隳憧矗蔷褪悄隳翘煲业姆嚼龌Ｎ腋峡旎赝罚醇嚼龌有姓デ白吖竺婊故且嗖揭嗲鞯馗拍瞧ァ奥怼薄�
“旁边那人是谁？”我问卓娅芳。
“赵军，他们班的副支书。”
唐亚辉哼了一声：“准是个土老冒。”
“你可不要以貌取人，”卓娅芳白他一眼，“他是个高干子弟。”
“高干子弟？”唐亚辉一脸坏笑，“怪不得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你说话怎么这样难听？人家是在做思想工作……”
“这思想工作的题目，大概是‘怎样正确地谈恋爱’吧？”
卓娅芳忍不住又想笑，但她想保持严肃，就狠狠骂他：“亏你想得出来，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那我就不明白了。”唐亚辉一副天真模样，“她的思想工作干吗不换个女生来做，她们班的女生都死绝啦？”
“没死绝。她们班的团支书就跟她一个寝室，可是让她给得罪了。”
唐亚辉马上问是不是因为这堆牛粪吃醋？卓娅芳又将他痛斥一顿，然后才说，因为方丽华的母亲是个医生，所以她也比较爱干净，每天回到寝室第一件事就是把开水打来，让大家吃饭前把碗烫一烫，说这样卫生一些。别人都没什么，可是那个团支书蒲金凤疑心很重，认为她在影射自己是农村来的不讲卫生，气得够呛。“方丽华就是这么一个幼稚单纯的人，把人家得罪了，自己还不知道。”
唐亚辉呵呵大笑：“吃力不讨好，这个方丽华真是单纯得可以，跟咱们舒雁是一个型号的。”说着在我肩上重重一拍，拍得我心里一颤。然后他突然放声哀叫起来：“天哪！我怎么就这样倒霉呢？我的思想怎么就没人关心呢？卓娅芳同志，你干脆利用这个国庆节做做我的思想工作好不好？我向你汇报一下，我的思想问题大着呢……”
“打住打住，”卓娅芳说，“你还是向你们辅导员汇报吧！”
“我跟他汇报过了，他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叫我来找你……”
“我不听！”卓娅芳用手去堵耳朵。
“你不听我也要说！谁叫我思想这么落后呢？真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哪！学校不准谈恋爱，我偏跟学校对着干，天天都想谈恋爱，可是人家不给我机会，我就只能在心里谈，你看我这个思想问题怎么办！”说罢他直勾勾地看着卓娅芳。
唐亚辉脸皮之厚使我大吃一惊，同时又深感佩服。然而卓娅芳把脚一跺，转身就走了。唐亚辉顿时傻眼。看门老头在传达室里看见这一幕，立刻露出幸灾乐祸的笑脸。我赶紧把唐亚辉一推，陪他走过马路。
在地质学院门口和他分手后，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隔着马路看着方丽华窈窕的身影在铁栅栏后面时隐时现。我心想自己要是有唐亚辉一半的勇气就好了，这家伙的脸皮确实过得硬……
正想得出神，一个行人在我身边站住了。
“请问，到北京天文馆怎么走？”
我指了指身边的公共汽车站牌，告诉他：“就上这路车，坐到新街口再转一次车，就到了。”
那人笑着说声谢谢，便仰头去看站牌。我望着他的侧面，觉得这个理平头的中年人好生面熟，似乎和某些久远的东西有些关联，但又想不起来。
很快就来了一辆公共汽车，那人不慌不忙地上去了。汽车刚开走，就看见一个人横穿马路朝我跑来，正是方丽华！
“舒雁，刚才那人呢？”她焦急地问，“就是在这儿和你说话那个人！”
“他上车走啦……”
“走啦？”她失望地看着远去的汽车，“他说没说他去哪儿？”
“他说他要去北京天文馆，向我问路……”
这时又有一辆公共汽车开来停下，方丽华没等我说完，匆匆跳上车门。车门哐地一关，汽车便尾随着前一辆绝尘而去。然后我发现赵军站在马路对面。赵军沮丧地张着大嘴巴，显然因为他的“思想工作”被突然中断而感到扫兴万分……
第二部（6）
唐亚辉过硬的脸皮给我提供了活生生的榜样，使我的生活变得幸福起来。
我早就发现，每天晚自习结束后，赵军与方丽华走出图书馆便各奔东西。原因也很简单：电气系男生住的宿舍楼在图书馆东边，而方丽华住的9号楼在图书馆西边。我住的宿舍楼也在图书馆西边，因此我许多次设想过这样一种情景：我在图书馆西边的路上磨磨蹭蹭，等到方丽华过来时，我就装作“偶遇”的样子上前叫她一声……
设想很美好，从理论上说来也没有破绽，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太大的勇气，所以我始终没有付诸实践。但是自从在唐亚辉身上找到了效仿的榜样，我一下子就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报纸上宣传先进典型时经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我怀着从唐亚辉那里汲取的无穷力量，天天晚上与方丽华“偶遇”，然后幸福地陪着她边走边聊，一直走到通往9号楼的路口才分手。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文学。我发现她果然读过许多名著，特别是外国作家的作品。当时这些作品的处境已很尴尬：一方面，图书馆还在敞开出借；另一方面，喜欢借来看的人又被视为思想情调不健康。于是这种人在每个班都成了极少数，类似于后来文革中常说的“一小撮”，而他们对文学的“不健康”爱好，也就成了一种准低级趣味，有点见不得人似的。所以“一小撮”在 “一大撮”面前绝口不谈文学，否则就是自找没趣，弄不好还会惹来各种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麻烦。我可以断定，在六十年代的大学（至少是理工科大学）里，几乎每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种孤独感。
我和她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当我们发现彼此原是同类时，立刻有了共同语言。于是我们之间的话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有时到了应该分手的时候，两人谈兴正浓，便会不约而同地掉头往回走，在校园里再绕上两圈。
国庆节后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们不知怎么聊起了前不久学校里举行的诗歌晚会。对各系的创作评头品足一番以后，她笑着问我：“工艺系的《祖国颂》是你的大作吧？”
“你怎么知道？”
“猜出来的。”
这时我已深得唐亚辉的真谛，具体说来就是开玩笑要敢于放肆，因此我像唐亚辉那样叫起来：“哟嗬！你简直赶得上吉普赛女郎了！是看着水晶球猜出来的吧？”
“吉普赛女郎根本用不着看水晶球，因为她早就知道你是工艺系的笔杆子……”
“应该说是工艺系的前笔杆子，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
“这么说，那是你给工程学院留下的封笔之作了？能不能给我看一看？”
“干吗呀？想挑刺是不是？”我有些摇头摆尾，“又不是《早春二月》……”
“美的你！你离《早春二月》还差得远呢！”她说，“不过有些句子倒是挺打动人的，所以我想看一看……”
“我写好就交给他们了，没留底。明天我把它找回来给你吧，恭请不吝赐教。”
“我还要不吝批判！”她把头一仰，哈哈大笑起来。
“方丽华，”我说，“我觉得过去的你又回来了。”
“过去的我？”她疑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的意思是说第一次遇见的你。那时你是个爱说爱笑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后来在这里再见到你，却发现你不怎么爱说话，并且总是很……”
“很严肃，是不是？”
“不仅严肃，而且……忧郁。”
她想了一下，笑着摇摇头，带点自嘲的意味：“你说的没错，高中毕业后，我的性格的确变了。”然后看我一眼，忽然换了话题，“舒雁，问你个正经事：你毕业以后，打算去什么地方？”
“没想过。”我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很不愿意想毕业分配的事情，因为一旦毕业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没想过？”她似乎感到很好笑，“你呀，真不像个毕业班的。很多人一入学就在琢磨毕业以后的去向，你倒好，到这种时候了还跟没事人似的……”
“毕业分配是学校决定的，由不得我。”
“可是，你不是要填志愿表吗？”她很认真地说，“所以你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你不预先考虑好，到时候怎么选择？”
我点点头：“卓娅芳也这么说……”
“她怎么说的？”
“她说她们班很多人早就在摩拳擦掌，准备奋斗一场，提出的口号是‘战上海，争北京，不远不近到天津’……”
“这就对了嘛！所以你也应该早作考虑。不过你不是北京人，留北京的可能性不大……”她说到这里，深深叹了口气，我心里一阵发凉。
我仰头望着满天繁星，万般无奈地吐出一句话：“方丽华，你说我到哪儿去好？”
“我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