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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儿，妈是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讲。”
“妈，你怎么这样跟自己的儿子讲话！”
“涛儿，”母亲终于下了决心，“你年纪也不算小了，也该－－”
方涛预感到母亲要讲什么。他想阻止她，但母亲自己就停住了。方涛抬起头，看到母亲那欲说还休的不安神态，反而不好意思开口了。
“涛儿，”母亲见儿子没有打断她，咬咬唇，继续说，“我老了，你也不算小了，在家乡找个对象吧。你成了家，我活着有依靠，死也能放心了。”
母亲的声音低微又急促。她一边说一边用那双黑里带黄的眼睛观察方涛，似乎有点紧张。
方涛不能拒绝母亲，只是说：
“可家乡的姑娘我都不了解呵！”
“那－－，柳霞姑娘呢？”
“柳霞？”方涛的心猛地一震。那清脆的笑声、晶亮的目光，以及那掩嘴而笑的模样，象激浪一下扑进他的脑海，接着，又象那小河的流水，慢慢地流向心田。
“柳霞可真是个好姑娘呵！人好，心好。”母亲继续说，“我伤腿那些天，真难为她。可你，远道去致谢，带了啥去？蛋糕！真叫人笑掉大牙。柳宅人都取笑霞姑娘：‘那个大学生哪里只是来感谢你呀，是拿蛋糕来孝敬丈母娘呢。’长舌头的更是添油加醋，弄得霞姑娘十分尴尬。如今她已高中毕业，正逢什么‘文化革命’，也无大学可考。涛儿，我看就来个弄假成真，托人去提提亲。”
“可我和柳霞一点也不熟悉。”方涛说。
“那怕什么？你们都识字，可以先通信，慢慢就熟悉了。”
就这样，母亲回去一个来月后，经人介绍，方涛和柳霞通起信来。
那时，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火朝天。许多昨天还是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人，一夜之间成了“叛徒”、“反动派”。人们在“关心国家大事”的口号下，纷纷拉帮结派，投身于这场“革命”的洪流中。方涛也在几个同事的怂恿和介绍下，加入了其中的一个群众组织。
但柳霞的来信写的总是家乡庄稼的长势、年成的好坏。以后，随着两人关系的密切，也只是增加了一些有关方涛母亲健康情况的描述和对方涛衣食住行的提醒，而对于这场“革命”，则从来没有涉及，好象她并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似的。但方涛还是喜欢反复阅读柳霞的来信。她写得一手清秀好字。她的语言是那么平和、温柔，里面虽没有什么激情洋溢的句子，也从未象火一般滚烫过他的心，却总是使他象沐浴着春风似地感到舒适、温存。那一年底，县上为补充小学教师开办教师训练班，柳霞的母校和村上推荐她去，但她为了照顾方涛的母亲，放弃了机会。对这样一件涉及个人前途的大事，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笔。方涛渐渐爱上了她的性格。柳霞的每一封信，都使他联想起家乡的小河和小河里那永远不曾停歇过的清清的流水……。
他俩就这样逐渐确立了关系。说来也许很难让人相信，从开始通信到结婚，在差不多二年时间里，尽管中间方涛也曾回去过两次，但俩人却从未在一起长谈过，从未在一起看过一场电影，更不曾去城里逛过一次公园。当方涛不在家的时候，柳霞倒常常去方涛家看望、照料他母亲，拿他母亲的话来说，“简直象亲闰女一样”，但方涛回家后，她反而很少去了。所以，说来也许有些见笑，只是在新婚之夜，方涛才第一次有可能也有勇气仔细打量柳霞。
柳霞的脸也正象她的性格一样，并不光艳照人，但端庄清秀，闪烁着一股使人明显感觉得到的温柔。她的脸色微黑，黑里透红，一张小嘴，透露出一股孩童般的天真。特别是她的眼睛，那么晶莹，那么深邃，总是那么奕奕有神。
柳霞知道方涛在打量她，脸涨的腓红。她悄悄抬起手，半掩住脸，微微低下头说：
“干吗这么看我？是陌生人，不认得？”
方涛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怎么能不认得柳霞？他早已熟悉了她那颗善良、赤诚的心。三年多来，柳霞就是用这颗心，温暖着他的妈妈，也温暖着他。柳霞当然不是陌生人，她早就是方涛家里的人。
第二章
蜜月飞快过去。已经到了临别的夜晚。柳霞早早就催方涛上床休息，自己则搬一个小凳子坐在床头，为他缝补衣服。从木板隔开的外间，已经传出母亲轻轻的鼾声。但方涛没有一点睡意，不时地半睁开眼悄悄打量他的小霞。当年头发灰白、目光迟钝的老母亲坐过的位置上，如今已坐着一位头发和眼睛都乌黑得发亮的年轻少妇。柳霞低着头，抿着嘴，认真地一下下抽着针线。有时候，她停下来，凝视着衣裳呆呆深思；有时候，她又悄悄地抬头瞥方涛一眼，而方涛则赶紧把眼睛眯成一条线。她低下头去，方涛又马上半睁开眼。柳霞发现方涛根本没有睡着，小嘴一裂，微微地笑了。但马上，她“啊唷”一声叫起来，是缝衣针剌破了她的手指。
“霞！”方涛紧张地坐起来问，“疼吗？”
“捣蛋鬼！还不睡，我要拿针剌你了。”
“霞！”方涛激动地说，“我真舍不得离开你。我一定要尽快回来看你。不，春节里，我要让你和妈妈到北京玩。”
“去！说什么好听话，谁希罕？”
“霞，我这是真心话。”……
确实，方涛当时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但没有料到，他的许诺很快告吹。这一别，竟是整整两年。
回到北京，单位里“文化革命”的风向发生了突变。不久前曾被大红大绿的大标语宣布为绝对革命的行动，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性质的活动遭到猛烈批判。各个派别的政治属性也象万花筒般说变就变。方涛参加的那个群众组织，本来曾得到过“文革”要人的肯定，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反动组织。未久，他与他所属的那个组织的大部分人，都被下放到边远山区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在干校，又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方涛所属的那个组织的成员，成了理所当然的清理对象。一样是花花绿绿的大标语、大字报，一样是鲜艳夺目的大旗小旗，一样是人山人海的集会声讨，一样是震耳欲聋的口号，一句话，一样是当年眩目的革命气象，所不同的是这回已不需要方涛他们去紧跟，他们已经成了由这一切装点起来的另一场运动的对象。
方涛的几个同事经不住夜以继日的逼供，不仅承认自已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且把方涛也牵涉了进去。方涛以着一个农民儿子的诚实和固执，拒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他的行动因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让柳霞上北京，早已化为泡影。申请休假，也不可能得到批准。而比起眼前遭遇到的一切，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想什么也不告诉柳霞，但隐瞒真情的家书简直无法下笔。他想把一切都告诉她，却又担心会吓坏她、连累她。当时，方涛的私信往来也已经受到审查。不过，柳霞很快就猜出方涛出了事，因为专案组已派人去那里调查方涛的祖宗三代。
当时，一个受审查人的家属，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掌权者的岐视、亲戚的疏远、旁观者的讥讽、年迈婆婆的眼泪，对于一个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新婚妇女，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方涛觉得对不起柳霞，但他的信，又只能写些言不及义的东西。
然而柳霞还是经常地来信。语气永远是那么平和、温柔，不断地关心着他的饮食起居、健康状况，向他报告家里诸事平安的消息。柳霞从不催问方涛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对于他受审查的事，不问也不提及，仿佛根本就不认为是什么大事。柳霞的冷静给予了方涛极大的精神支持。
两年以后，方涛终于得到解脱，获准回家探亲。
家里果然一切都好。母亲身体健康，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
晚上，经过了两年的分离，他俩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霞，连累你了，真对不起。”方涛内疚地说。
“快别这样说话！”柳霞打断方涛，细细端详着他的脸，关切地说，“看你，瘦多了。”
“能不瘦吗？”方涛说，“这两年，我可害怕了。”
“怕？怕什么？”
“我差一点成为‘反革命’呢。霞，难道你不害怕吗？”
“反革命？去！别耸人听闻了。”
柳霞停了停，平静地说：
“说你会做蠢事，我相信。你呀，你这样一个不通世情的人，一个曾想着用一盒蛋糕去感谢一个女孩子的人，在这年头做点蠢事，也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过，说你是坏人、反革命，我肯定不会相信。没有对你的起码了解，我会嫁你吗？说真的，你呀，实在是一个……”
柳霞说到这里，突然停住，调皮地一笑，瞅着方涛。
“好